黄炎培
| 黄炎培 | |
|---|---|
|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先驱、教育家、政治家 | |
| 出生/逝世 | 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 |
| 身份 | 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主人士 |
生平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人。他出生于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父亲黄叔才是当地的一名私塾先生，收入微薄，家境拮据。母亲沈氏重视教育，含辛茹苦供他读书。黄炎培自幼聪颖好学，在父亲的指导下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1894年，16岁的黄炎培考中秀才。但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他深感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挽救国家的危亡，开始接触"新学"，阅读了大量翻译自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学著作。
1901年，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特班，师从蔡元培。蔡元培的民主思想和教育理念对黄炎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南洋公学求学期间，他广泛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政治哲学经典，思想日益激进。1902年南洋公学发生学潮，黄炎培随蔡元培离校，后赴日本留学考察教育。1903年回国后，他在川沙创办了开群女学，这是川沙地区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同年他在南汇、川沙等地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被清政府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判处死刑。幸得友人多方营救，得以死里逃生，随即流亡日本。
1905年，黄炎培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正式投身革命事业。同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办了江苏学务总会（后改称江苏省教育会），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教育行政工作和教育改良实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担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积极推动江苏省的教育改革。1913年他发表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批判当时学校教育脱离社会实际的现象，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的主张。这篇文章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开端。
1915年，黄炎培随中国实业考察团赴美国考察教育。在长达三个多月的考察中，他走遍了美国25个州的52所各类学校，特别关注了美国的职业教育系统。他被美国职业教育的发达和完善所深深震撼——当时美国已有各类职业学校数千所，覆盖工业、农业、商业、家政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大批实用型技术人才。他认识到"中国教育之弊在于与社会脱节"，回国后更加坚定了在中国推行职业教育的决心。1916年他赴菲律宾考察职业教育，进一步开阔了眼界。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张謇、梁启超、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团体。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后改称理事长），主持职教社的日常运作。他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一口号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黄炎培还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作为宣传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阵地。同年他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后迁至上海陆家浜路），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现代职业学校。
中华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双手万能、手脑并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校开设了机械、木工、藤竹、染织、钮扣、珐琅等多个实用专业。学生上午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下午到实习工场从事实际操作。学校还附设了商店和银行供学生实习。学校实行"学做合一"的教学方式，要求学生"在做中教，在做中学"。这一教育理念在当时是颇具前瞻性的，至今仍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中华职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工业骨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将教育救国的理念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他利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渠道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将职教社迁往重庆继续办学。他在重庆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渝校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在大后方坚持职业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炎培积极参与民主建国活动。1945年7月，他与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等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在这次延安之行中，他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讨论历史兴衰的周期律。毛泽东提出用民主的办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这次对话对中国后来的政治体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黄炎培回到重庆后撰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如实记录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在国统区广泛传播，让许多人了解到了延安的真实情况。1945年12月，黄炎培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黄炎培当选为常务理事。民建以"团结中间力量、促进民主建国"为宗旨，成为战后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党派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数不多的由非中共人士担任的正部级职务之一。他在领导轻工业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熟悉实业、善于管理的特长，为新中国的工业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主任委员等领导职务，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1957年反右运动中，黄炎培的一些老友和民建成员被划为右派，他本人也受到了冲击。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坚持拥护党的领导，为保持民建组织的稳定做出了努力。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他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始终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是中国职业教育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
主要活动 =
职业教育运动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运动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他制定了"调查、研究、宣传、推广"的八字工作方针。在他的领导下，职教社对中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宣传材料。职教社的《教育与职业》杂志持续出版数十年，是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职业教育学术期刊。黄炎培还推动建立了职业指导体系，在上海等地设立了职业指导所，帮助青年进行职业选择和规划。他主持编写的《职业指导》丛书成为当时青年择业的重要参考。
中华职业教育社不仅在沿海大城市办学，还将触角延伸到了内地和农村。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浙江长兴等地建立了农村职业教育实验区，将职业教育的理念和做法推广到农村，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能和生活水平。1930年代他在浙江创办了乡村改进实验区，推行"先富后教"的乡村改造策略——首先帮助农民改善经济条件，再进行文化和公民教育。这一做法与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形成了互补。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台湾和香港的教育发展也产生了影响。1949年后，台湾的教育改革中借鉴了黄炎培的许多理念。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中也能看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模式的影子。
政治活动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重要代表。他1945年参与的延安"窑洞对"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著名事件。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至今仍是中国政治学者和政治家反复讨论的课题。"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一回答，成为中国共产党接受民主监督的重要理论基础。黄炎培后来在《延安归来》中写道："毛主席的回答，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力量的真理。"
黄炎培参与创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党派之一。在他领导下，民建团结了一大批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在国共之间发挥了"第三方面"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非中共人士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典范。他勤勉尽责，将毕生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积极引导工商业者接受公私合营，为顺利实现和平过渡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他常对工商界的朋友说："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最好的选择。"
教育行政与改革
黄炎培早年的教育行政工作为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担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期间，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系统的国民教育体系。他提出了"普及教育""强迫教育"的理念，主张实行四年制义务教育。他还在江苏推行了"新式教科书"的编写和使用，废除文言文教材，改用白话文教学。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江苏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江苏成为民国时期教育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提出了"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基"的理念，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要看它的教育是否发达"。
思想主张 =
职业教育思想 ==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而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升官发财之梦。他批评中国传统教育"重道轻艺""重学轻术"的倾向，认为士农工商并不可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应当具有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就是生产，教育就是为社会服务"——这是他对教育的根本理解。
在具体的职业教育方法上，黄炎培提出了"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等原则。他特别反对"坐着学"——"中国的学生坐在教室里读死书，读出来的书呆子再多，也不能救国。"他主张学生既要学会动脑，也要学会动手。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双手万能"就是他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还主张学校应当"使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设置专业和课程。他的职业教育理念至今仍是全世界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
教育救国论
黄炎培是"教育救国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深信教育是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最根本手段。他认为"中国积弱的最大原因在于教育不普及和教育不合理"。他主张从教育入手，培养有知识、有技能、有道德的现代公民，通过对人的改造去实现社会的改造。他不赞同暴力革命的主张，认为"教育的力量虽然缓慢，但它是持久而稳固的"。虽然他后来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单纯的教育改良不足以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中越来越倾向革命，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教育改变社会命运的坚定信念。他晚年曾自述："我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不是做了什么官，而是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
民主建国思想
黄炎培的民主建国思想以"中间路线"为特征。他主张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民主为基础的、多元合作的联合政府"。他认为无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各方合作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他在延安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中对民主问题的追问，集中体现了他对民主政治体制的深入思考。他所说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实际上是对一切权力不受制约的深刻忧虑。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在实践中探索政治协商制度下民主监督的实现路径。
历史贡献
黄炎培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职业教育组织，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仍在继续运作和发展。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现代职业学校，开创了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先河。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大批毕业生后来成为新中国的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黄炎培主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出版了数十年，刊载了大量关于职业教育的调查研究、理论探讨和实践报告，为职业教育在中国的推广奠定了理论基础。黄炎培提出的"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理念，至今仍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党派的重要创立者之一。他参与创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至今仍是中国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以及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独特的桥梁作用，帮助国家顺利实现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社会转型。他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期间，为恢复和发展轻工业、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做了大量工作。
黄炎培在教育思想史上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互呼应，但他更注重教育的中国化和本土化。他的"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念对中国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救国"思想虽然最终被证明难以独立实现，但它对唤起全社会重视教育的意识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历史评价
黄炎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他是中国职业教育的首创者和最坚定的推行者。他在教育行政、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三个层面都有突出贡献，是少有的"三栖"教育家。台湾教育史学者评价他为"中国职业教育之父"。中国大陆学术界也称他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第一人"。2000年中国教育部和中宣部联合评选的"中国近代十大教育家"中，黄炎培名列其中。
在中国政治史上，黄炎培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他毕生追求民主和进步，既拒绝国民党的拉拢，也保持独立的政治判断。他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篇章。他作为非中共人士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期间的勤勉和清廉，赢得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信任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周恩来曾评价他说："任之先生一生为国家、为教育，鞠躬尽瘁、任劳任怨。"
黄炎培的个人品德极为受人尊敬。他一生清廉自守，虽然长期执掌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担任国家高级职务，但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或家人谋取私利。他坚持"手要干净、心要公正"的做人原则，生活俭朴，将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捐献给教育事业。他的简朴风格和高尚品格给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在诗中称赞他："年老心不老，赤诚照天山。"
轶事典故 =
两度死里逃生
黄炎培早期革命生涯中有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第一次是1903年在南汇县宣传革命时被清政府逮捕，知县准备将他"就地正法"。行刑前夜，外国传教士和上海租界当局出面干预，迫使清政府将他移交给上海领事馆。在被押解途中，他趁士兵不备跳入河中逃走。第二次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逮捕革命党人，黄炎培被列入黑名单。他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往日本，才幸免于难。这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他后来常说："我的命是从刀下捡来的，所以更要珍惜时光，多做实事。"
延安"窑洞对"
1945年7月，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的一次深夜谈话中，他直言不讳地问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沉吟片刻，郑重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深感震撼，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的回答，是千古不磨的至理名言，我因此更加相信中国有希望了。"
办教育而不做官
黄炎培一生多次辞官不就。袁世凯执政时期曾多次邀请他出任教育总长等要职，均被他婉言谢绝。他给朋友写信解释："我不愿做官，我只愿做事。做官是权力的事，做事是实际的事。教育的事情要在实际中去做，在官场上做不了。"即使在晚年担任了国家领导职务，他也始终坚持"我当的不是官，而是责任"。他常对民建的同事们说："我现在虽然当了副总理，但我心里仍然把自己当一个教书匠。"
人物关系
黄炎培与蔡元培的关系最为密切。蔡元培是他在南洋公学的老师和精神导师。蔡元培的民主思想、教育理念和人格风范对黄炎培产生了深远影响。黄炎培一生都以"蔡先生的学生"自居。他加入同盟会是由蔡元培介绍的，后来两人在文化教育领域长期合作。他与张謇（清末状元、实业家）有着深厚的友谊。张謇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也是黄炎培办职业教育的重要支持者。黄炎培的"实业教育"思想受到张謇"棉铁主义"的重大影响。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奠定了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毛泽东对黄炎培始终保持着礼貌和尊重。在195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说起"黄任老是我的先生"——因为在延安时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提问让毛泽东深受启发。黄炎培去世后，毛泽东亲自送了花圈，表达了对这位老教育家的哀思。黄炎培与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领导人之间也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周恩来多次说"黄任老是共产党的诤友"——"诤友"二字精准地表达了黄炎培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全4卷）.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2. 黄炎培.《八十年来》.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3.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纪念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4. 许汉三.《黄炎培年谱》.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5. 田正平.《黄炎培与中国职业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6. 李华兴.《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7. 王凤璋.《黄炎培传》.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陈兆丰.《黄炎培评传》.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9. 谢长法.《黄炎培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 杨国强.《黄炎培与现代中国的职业教育运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