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烈文
| 黎烈文 | |
| 出生 | 1904年5月31日 大清湖南省湘潭县 |
| 逝世 | 1972年10月31日 台湾省台北市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湖南省湘潭县 |
| 身份 | 翻译家、编辑家、作家 |
| 代表作 | 译作《冰岛渔夫》、《红与黑》、《乡下医生》；主编《申报·自由谈》 |
黎烈文（1904年5月31日—1972年10月31日），湖南湘潭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文学编辑家和作家。他以其主编《申报·自由谈》期间推动左翼文学发展的辉煌业绩，以及系统译介法国文学的卓越成就而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他的主持下，《自由谈》成为193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副刊，鲁迅大量杂文均借此问世。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法朗士、梅里美等法国文学大师的作品，共计三十余种，是五四以来最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之一。
生平
黎烈文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没落的封建仕宦家庭。15岁初中毕业后去上海，考取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书记员，从事誊抄、整理和校对文稿的工作。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他勤奋好学，充分利用工作之余刻苦自习，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和写作经验。
1921年夏，黎烈文短暂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秘书。1922年回到商务印书馆，任古籍部助理编辑。在此期间他写了十多篇短篇小说，后结集为《舟中》出版。1926年留学日本，1927年回国，后又于1928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专修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1932年春，黎烈文与妻子严冰之学成回国。由巴黎老师的推荐，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的法文编辑。同年12月，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聘，出任该报副刊《自由谈》主编。
黎烈文上任后锐意创新，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将此前由鸳鸯蝴蝶派所编的单纯追求"猎奇""消遣"的趣味性文学副刊，彻底改革为新文学的战斗阵地，积极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抨击腐败时政。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杂文，《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经黎烈文之手得以先行发表的。黎烈文与鲁迅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自由谈》对时局的大胆干预引起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忌恨。1934年5月，黎烈文被迫辞去主编职务。在鲁迅和茅盾的帮助下，他转入《译文》杂志的编辑工作。1936年，他创办了以发表杂文、散文为主的半月刊《中流》，继续全力以赴地投入编辑和翻译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黎烈文回到湖南湘潭，后应福建省教育厅长郑贞文之邀前往福建，任改进出版社社长兼编辑部主任。他主持出版社先后创办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等刊物，以及"改进文库""世界名著译丛"等丛书，在东南一隅开辟了一片文化绿洲。
抗战胜利后，黎烈文应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邀赴台，任《民生报》副社长兼总主笔。因在办报方向与宣传方针上与当局发生分歧，于1946年夏秋之间辞职。1947年应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钱歌川之邀，任台大西洋文学系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25年的执教生涯。1972年10月31日，黎烈文在台北病逝，享年68岁。
翻译/创作生涯
黎烈文的翻译活动从青年时代一直持续到晚年。他的翻译涉及法国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等多种体裁，以法国文学的译介为核心。
他的早期译作包括1928年出版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河童》和法国剧作家洛曼的《医学的胜利》（1933年）。1934年至1937年是他翻译的高产期，他翻译了法国作家赖纳的《红萝卜须》（1934年）、法朗士的《企鹅岛》（1935年）、莫泊桑的《笔尔和哲安》（1936年，后改名《两兄弟》）、法国作家罗逖的《冰岛渔夫》（1936年）等名作。
1940年代，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乡下医生》、梅里美的《伊尔的美神》等。在台湾任教期间，他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司汤达的《红与黑》等名著。据初步统计，他的译著共约三十余种，是五四以来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名家。有学者评价说，无论是法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水平，还是译著的数量，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界都是最为突出的。
除了翻译，黎烈文在编辑事业方面的成就更为世人瞩目。他主编《申报·自由谈》期间，将这份副刊打造成中国19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阵地。他开创了"用笔杆参加战斗"的编辑风格，使《自由谈》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舞台。
代表译著/作品
黎烈文的翻译作品以法国文学为主体，代表译作包括：
法国文学翻译 赖纳《红萝卜须》（1934年）；法朗士《企鹅岛》（1935年）；莫泊桑《笔尔和哲安》（1936年，后改名《两兄弟》）；罗逖《冰岛渔夫》（1936年）——这部作品在1930年代的中国中学生中几乎人手一本；巴尔扎克《乡下医生》（1938年）；梅里美《伊尔的美神》（1948年）——收入梅里美主要代表作；司汤达《红与黑》——黎烈文在台湾任教期间翻译的这部巨著是其晚年最重要的翻译成果，译笔严谨精当，附有大量注释。
编辑成就 《申报·自由谈》（1932-1934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副刊之一；《译文》（1934-1935年，参与编辑）；《中流》（1936-1937年）——以发表杂文、散文为主的半月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改进出版社系列刊物（1938-1945年）——在抗战时期的福建打造了一片文化绿洲。
学术贡献
黎烈文在台湾大学任教二十五年，讲授法国文学、比较文学等课程。他培养了大批法语和法国文学人才，为法国文学研究在台湾的学术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翻译家，黎烈文以极为严谨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他在翻译《乡下医生》时，卷首题的"吁嗟伤心人，唯有幽与静"两句译得不满意，便自费印了更正小纸条，逐本贴到书店的存货上。他在翻译《红与黑》时，为每章之前出现的格言警句一一译出并添加注释，展现出超越一般译者的真诚和执着。
黎烈文对编辑学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他开创了"编者与作者密切合作"的编辑模式，在《自由谈》时期与鲁迅等进步作家的密切配合，对中国现代文学编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评价
黎烈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报刊编辑之一。在他的主持下，《自由谈》成为中国1930年代的一面精神旗帜。鲁迅最光辉的三个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中的文章，皆经其手刊出而得以面世。黎烈文不畏强权、敢于担当的编辑精神赢得了鲁迅的高度信任和赞扬。
巴金在黎烈文逝世后写了《怀念烈文》一文，文中说黎烈文"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一评价精当地概括了黎烈文一生的品德与操守。
文学家颜元叔曾在文章中写道："从大陆来到台湾，那时我是十八岁，脑子里没有带来几位作家，'黎烈文'是极少数的人名之一……当时，在大陆，差不多的中学生大概都读过黎烈文的《冰岛渔夫》。"
黎烈文一生清贫，"自己家无长物，身无余款，却常常慷慨救助那些向他求救告援的人"。他至死未能忘怀养育他的祖国和人民，在台湾数十年间始终保持着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节操。
轶事典故
黎烈文在日本留学时，曾在课堂上被日本教授侮辱性地问道："哈哈，'虱'怕是你贵国的特产罢！"黎烈文立即引用《诗经》中的"螽斯"来反驳。日本教授恼羞成怒后，他愤然退出了课堂。这次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对抗帝国主义的决心。
在赴法留学的邮轮上，黎烈文亲眼看到法国仆役粗暴地对待华人乘客，就餐时华人只能与黑人一起坐在最偏远的位置，这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弱国无外交的现实。他感慨地说："如此山河，拱手让人，吾为安南哭，吾尤为我中华哭也！"
在改进出版社任职期间，黎烈文白天处理编辑事务，晚上则在灯光下翻译书籍，常常通宵达旦。尽管条件艰苦，但他成功地在东南一隅建立了繁荣的文化出版事业，被人们誉为"战火中的文化守护者"。
人物关系
黎烈文与鲁迅的友谊是他人生中最为珍视的部分。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大量杂文，经黎烈文之手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1936年鲁迅逝世后，黎烈文悲痛不已，后来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他与茅盾也在《自由谈》和《译文》的编辑过程中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黎烈文与巴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巴金在《怀念烈文》中高度评价了黎烈文的品德。两人在抗战期间同在文化战线上奋斗，互相支持。抗战胜利后黎烈文赴台，巴金留在大陆，两人虽天各一方，但友谊长存。在台湾大学期间，黎烈文受到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钱歌川等人的尊重和支持。台静农等学者与他过从甚密，在其逝世时为之哀悼。
编辑成就与文化影响
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的两年是中国现代报刊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他上任之后立即着手改革，完全改变了此前《自由谈》的编辑方针，将其从鸳鸯蝴蝶派把持的消遣副刊转变为宣传进步思想的新文学阵地。他广泛邀约鲁迅、茅盾、郁达夫、林语堂等进步作家撰稿，使《自由谈》迅速成为中国19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副刊。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大量杂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鲁迅后来出版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三个杂文集，绝大多数文章都是经黎烈文之手得以发表的。可以说，黎烈文为鲁迅杂文发挥作用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福建永安，黎烈文主持改进出版社的工作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创建了综合性的《改进》半月刊、《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等刊物，还出版了"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名著译丛"等丛书。在当时的战时条件下，他克服了人力不足、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等重重困难，在东南一隅打造了一个活跃的文化出版中心，被誉为"战火中的文化绿洲"。许多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在他的帮助下成长起来，成为后来文化界的中坚力量。
黎烈文在台湾大学任教二十余年间，始终保持着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节操。他虽然身在台湾，但在台湾当局的政治压力下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立场。他在《新生报》的工作因与当局的办报方针发生分歧而愤然辞职，宁可到训练团教书糊口，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在台湾的处境相当困难，多次受到政治传讯和审查，但他始终坚守着进步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他至死未能忘怀大陆的祖国和人民，多次通过友人的通信表达对故土的深深思念。
黎烈文的翻译以严谨著称。他在翻译《乡下医生》时，因为卷首两句题词译得不满意，自费印了更正小纸条逐本覆贴到书店存货上。他在翻译《红与黑》时，每章之首都有若干引用的格言或诗句，他一一将其译出并附上注释。全书的注释多达七十余条，展现了一位真正翻译家对读者负责的严肃态度。他批评赵瑞蕻的《红与黑》译本"错误与删略之多，不胜枚举"，认为译者"对法文似甚欠了解，因而望文生义"，展现了他作为译界前辈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编辑成就与文化影响
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的两年是中国现代报刊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他上任之后立即着手改革，完全改变了此前《自由谈》的编辑方针，将其从鸳鸯蝴蝶派把持的消遣副刊转变为宣传进步思想的新文学阵地。他广泛邀约鲁迅、茅盾、郁达夫、林语堂等进步作家撰稿，使《自由谈》迅速成为中国19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副刊。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大量杂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鲁迅后来出版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三个杂文集，绝大多数文章都是经黎烈文之手得以发表的。可以说，黎烈文为鲁迅杂文发挥作用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福建永安，黎烈文主持改进出版社的工作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创建了综合性的《改进》半月刊、《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等刊物，还出版了"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名著译丛"等丛书。在当时的战时条件下，他克服了人力不足、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等重重困难，在东南一隅打造了一个活跃的文化出版中心，被誉为"战火中的文化绿洲"。许多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在他的帮助下成长起来，成为后来文化界的中坚力量。
黎烈文在台湾大学任教二十余年间，始终保持着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节操。他虽然身在台湾，但在台湾当局的政治压力下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立场。他在《新生报》的工作因与当局的办报方针发生分歧而愤然辞职，宁可到训练团教书糊口，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在台湾的处境相当困难，多次受到政治传讯和审查，但他始终坚守着进步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他至死未能忘怀大陆的祖国和人民，多次通过友人的通信表达对故土的深深思念。
黎烈文的翻译以严谨著称。他在翻译《乡下医生》时，因为卷首两句题词译得不满意，自费印了更正小纸条逐本覆贴到书店存货上。他在翻译《红与黑》时，每章之首都有若干引用的格言或诗句，他一一将其译出并附上注释。全书的注释多达七十余条，展现了一位真正翻译家对读者负责的严肃态度。他批评赵瑞蕻的《红与黑》译本"错误与删略之多，不胜枚举"，认为译者"对法文似甚欠了解，因而望文生义"，展现了他作为译界前辈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参考文献
[1] （各篇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始版本。以下为延伸阅读篇目。） [2]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年. [3] 王秉钦.《文化翻译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良友图书公司, 1935年. [5] 中国现代翻译史资料.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编. [6] 各传记相关资料及研究论著. [7]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
黎烈文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虽然远离了大陆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他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工作。他利用台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源，继续拓展自己的法国文学研究深度。他翻译的司汤达《红与黑》是他在台湾期间最重要的翻译成果。在这部译作中，他不仅精准地传达了原作的文学语言特色，还加入了大量注释，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他的译作《红与黑》在台湾出版后广受好评，许多台湾读者正是通过黎烈文的翻译第一次接触到这部法国文学经典。黎烈文在台湾二十五年如一日地从事教学和译著工作，不为名利所动，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精神和严肃的学术态度。
黎烈文一生坎坷，但始终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操守。他在《自由谈》主编任上抵制黑暗势力的勇气、在改进出版社社长任上开拓文化事业的智慧、在台大教授任上严谨治学的态度、在翻译工作中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他为鲁迅杂文的传播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在台湾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人才，在翻译领域精心奉献了三十余种高质量译作。正如巴金在《怀念烈文》中所言，黎烈文"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应当是他一生的写照。
黎烈文一生坎坷，但他始终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操守。他在《自由谈》主编任上抵制黑暗势力的勇气、在改进出版社社长任上开拓文化事业的智慧、在台大教授任上严谨治学的态度、在翻译工作中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他为鲁迅杂文的传播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在抗战期间的文化抗战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台湾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人才，在翻译领域精心奉献了三十余种高质量译作。正如巴金在《怀念烈文》中所言，黎烈文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应当是他一生的写照。黎烈文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文化事业和翻译事业。从上海《自由谈》到福建改进出版社，从巴黎大学到台湾大学，他的足迹遍及海内外，但他的心始终属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读者。
黎烈文一生坎坷，但他始终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操守。他在《自由谈》主编任上抵制黑暗势力的勇气、在改进出版社社长任上开拓文化事业的智慧、在台大教授任上严谨治学的态度、在翻译工作中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他为鲁迅杂文的传播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在抗战期间的文化抗战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台湾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人才，在翻译领域精心奉献了三十余种高质量译作。正如巴金在《怀念烈文》中所言，黎烈文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应当是他一生的写照。黎烈文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文化事业和翻译事业。从上海《自由谈》到福建改进出版社，从巴黎大学到台湾大学，他的足迹遍及海内外，但他的心始终属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读者。
黎烈文一生坎坷，但他始终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操守。他在《自由谈》主编任上抵制黑暗势力的勇气、在改进出版社社长任上开拓文化事业的智慧、在台大教授任上严谨治学的态度、在翻译工作中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他为鲁迅杂文的传播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在抗战期间的文化抗战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台湾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人才，在翻译领域精心奉献了三十余种高质量译作。正如巴金在《怀念烈文》中所言，黎烈文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应当是他一生的写照。黎烈文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文化事业和翻译事业。从上海《自由谈》到福建改进出版社，从巴黎大学到台湾大学，他的足迹遍及海内外，但他的心始终属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