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自由》
《教育与自由》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论述教育与自由关系问题的一组重要文献的通称。杜威并未出版过以此为名的独立专著,他在晚年集中讨论教育中的自由问题,其代表性文本主要见于1946年出版的文集《人的问题》第一部分"民主与教育",包括《民主信仰与教育》《民主对教育的挑战》《民主与教育行政》《教师和他的世界》《自由与社会控制》《自由主义的前途》等篇目,并与其《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自由与文化》等著作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些论述把教育问题置于民主社会的框架之下,阐明了自由的社会性质以及教育在维护和拓展自由中的作用,是研究杜威政治哲学与教育思想的重要材料。
作品简介
《人的问题》是杜威晚年论文的汇编,全书分为民主与教育、人性与学术、价值与思维、关于思想家们四个部分,其中"民主与教育"部分占据了开篇的显著位置。杜威在多篇文章中反复申明:民主首先不是一种政府形式,而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是一种联合沟通的生活方式;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特殊环境,必须体现民主的精神,否则民主信仰就会失去最重要的传递渠道。他把教育与民主的关系表述为双向的:一方面,民主社会的理想规定了教育的目的与方法,教育应当培养能够自由探究、自由交往、共同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另一方面,教育又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基本手段,没有普及的、民主的教育,民主社会就无法维持。这一思想在《民主信仰与教育》等篇目中得到集中阐述。[1]
围绕教育中的自由,杜威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论点:自由的实质不在于摆脱束缚的消极状态,而在于运用理智获得目标、选择手段、实现计划的积极能力;个人的自由总是与社会的控制相联系,没有一定的社会控制,就没有人人可以享受的自由;教育行政中的自由、教师职业的自由、学生思想与探究的自由,都应当置于这种自由观之下来考察。这些论述构成《教育与自由》这一文献群的核心内容。
时代背景
这组文献写作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其背景有两个方面。就美国国内而言,经济大萧条之后,古典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放任原则受到普遍怀疑,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计划的关系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同时,进步教育运动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放任倾向,使人们对儿童自由与教师指导的关系产生困惑,教育界亟需对自由问题作出澄清。就国际局势而言,法西斯主义在欧亚崛起,对思想自由与教育自由的威胁日益严峻,杜威深感有必要重申自由的哲学基础,为民主教育辩护。
杜威早年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但随着思想的成熟,他逐步认识到,仅仅从政府权力的限制来理解自由是不够的,自由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个人得以运用自身能力的具体社会条件。在1935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中,他主张自由主义应当从单纯信仰个性解放转向运用有组织的社会智慧去改造社会条件;1939年出版的《自由与文化》进一步分析了文化诸因素对自由的制约,指出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受到道德、科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自由的扩展需要整个文化系统的改造。晚年的《人的问题》把这些思想应用于教育领域,形成了关于教育与自由的系统论述。在这些文本中,杜威反复强调,民主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建立的东西,它需要在每一代人身上重新实现,而教育正是实现它的主要途径;教育中自由问题的讨论,最终关系到民主社会能否维持与更新。[2]
内容与核心思想
其一,民主信仰与教育。杜威认为,民主的基础是对每个个人理智与道德能力的信念,是对人类经验的开放性交流的信任。民主不是多数统治的机械原则,而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让每个人的能力得以发展并参与共同生活的理想。教育在两个方向上服务于民主:它要使每个受教育者获得独立判断与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又要在学校中建立起体现民主交往方式的生活环境。学校不是民主社会的简单缩影,而是民主生活方式得以学习与检验的实验室。
其二,自由与社会控制。这是杜威自由观最具特色的部分。他反对把自由理解为不受任何约束的状态,指出人的行动总是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纯粹消极的自由只会导致强者的任性与弱者的被支配。真正的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作保障,也需要一定的控制来防止对他人的侵害;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控制,而在于控制由谁实施、依据什么、服务于谁。在教育的意义上,教师通过组织环境与活动对学生进行的引导,是有目的的控制而非压制;学生的自由体现为能够运用理智计划并执行自己的行动,而不是随心所欲。杜威由此主张建立一种把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的新型自由主义。
其三,教师与教育行政中的自由。在《教师和他的世界》《民主与教育行政》等篇目中,杜威讨论了教师职业的自由问题。他指出,教师作为公共雇员,往往处于行政科层的严密控制之下,教学被琐细的规章束缚,思想被小心翼翼的戒律约束,这既损害了教师的理智自由,也妨碍了学生思想的发展。他主张教育行政应当实行民主化的管理,使教师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教师应当在职业范围内保持理智上的独立性,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在学院式的超然中自我封闭。教师只有自己享有思想的自由,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
其四,学校与现代世界的统一。杜威批评当时的教育缺乏统一的目标,课程分裂为相互隔绝的科目,学校与现实社会彼此隔离,使学生对所处的世界及其动向不能形成统一的看法。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应当使学生获得进入当代世界的理智与道德的钥匙,这要求把科学与人文重新统一起来,把学校建设成与社会生活有机联系的组织。教育的自由不仅是课堂中的自由,更是让思想面对真实世界问题的自由。[3]
版本与流传
《人的问题》英文原版于1946年由美国普特南出版社出版,汇集了杜威晚年关于民主、教育、人性、价值与思维的主要论文。中译本由傅统先、邱椿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次印行,后于2006年作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一再版,2014年又出了新版本,译名沿用《人的问题》,全书三百余页,"民主与教育"部分居于全书之首。杜威关于自由与教育的相关论述,还散见于《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自由与文化》的中译本以及多卷本《杜威教育文集》之中,中国学界通常把这些文献作为研究杜威自由观与民主教育思想的整体来把握。
影响与评价
杜威关于教育与自由的论述,把教育学的自由问题从单纯的权利话语提升到社会哲学的高度,对二十世纪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关于自由与控制辩证关系的分析,为教师指导与学生自由之争提供了超越两极的理论方案;关于教育行政民主化的主张,推动了教师专业自主权观念的形成;关于学校体现民主生活方式的思想,成为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杜威把自由理解为一种需要社会条件保障、需要通过教育培养的能力,这一思路也影响了后来关于教育机会均等、参与式民主与公民教育的讨论。中国学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杜威自由观的重新研究与评价,也多以此组文献为基本依据,研究者普遍注意到,杜威所讨论的自由不是抽象的个人权利,而是与责任、理智和社会合作紧密联系的具体自由。
对杜威自由观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他强调自由的社会条件与社会控制,被认为弱化了个人权利对权力的防范意义;二是他把民主的实现寄托于教育与理智的改造,对利益冲突与制度变革的作用估计不足。尽管如此,《教育与自由》所代表的这组文献,仍然是西方教育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其关于民主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教育者应当享有什么样的自由、自由的实现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等问题的论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