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教育学》
《普通教育学》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撰写的一部教育学著作,1806年出版,全书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系统论述了教育目的、儿童管理、教学与训练等问题。该书被认为是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标志着科学教育学的诞生,也标志着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书中提出的教育性教学、四阶段教学法、多方面兴趣等概念,塑造了此后百余年的学校教学实践,赫尔巴特因此被称为“科学教育学之父”“现代教育学之父”。
作品简介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1776年至1841年)是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他早年就读于耶拿大学,深受康德哲学影响,后任瑞士家庭教师,师从裴斯泰洛齐研究教育,1802年起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哥尼斯堡大学任教,并接替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教授教席。他在哥尼斯堡创办教育研究班,带领学生研讨教育理论并从事教学实验,开创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的研究传统。
《普通教育学》原名《从教育目的引出的普通教育学》,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教育的一般目的”,说明儿童管理及正式的教育问题,认为儿童需要管理以养成守秩序的习惯,为真正的教学与训练创造条件;第二编“兴趣的多方面性”,以兴趣说为基本原理解释学校的教学计划与学科设置,阐述教学的进程与结果的一般原理,是全书的核心部分;第三编“性格的道德力量”,论道德性格的形成,认为人的性格与教育、社会环境及人的健康互相制约。[1]
成书背景
19世纪初,教育学虽经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等著作的奠基,仍未脱离经验总结与哲学思辨的混合状态,缺乏独立的科学基础。赫尔巴特明确主张教育学应当是一门科学,不能仅仅依赖经验与习惯,而应具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他提出:“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指明目的,后者指明途径、手段及对教育成就的阻碍。”所谓实践哲学即伦理学,用以确立教育目的;心理学则用以确立教育方法与途径。赫尔巴特本人长期研究观念心理学,提出观念联合与统觉的理论,并以之解释学习过程,这使他的教学理论第一次获得了心理学的论证。在瑞士任教家时期对裴斯泰洛齐教育心理学化主张的钻研,也为《普通教育学》的写作做了直接准备。1806年,正当德意志经历耶拿战败、普鲁士改革之际,该书在哥廷根大学任教期间出版。[2]
内容与核心思想
伦理学与心理学两大理论基础
《普通教育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为教育学确立了伦理学与心理学两个基础。赫尔巴特把道德教育理论建立在伦理学的基础上,把教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由此奠定了科学教育学的基本框架。在伦理学方面,他提出五种道德观念——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与公平——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教育的目的就是使这些观念在儿童心灵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心理学方面,他以观念的联合与统觉解释知识的获得,认为新观念必须与心灵中原有观念发生联系才能被理解与吸收,教学应当唤醒并组织学生已有的观念。
教育目的论
赫尔巴特区分了教育的两种目的:可能的目的与必要的目的。可能的目的指与儿童未来职业相关的能力发展,因人而异;必要的目的则是道德与性格的完善,为一切人所必需。他明确提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道德和性格的完善”,把道德养成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教育性教学
赫尔巴特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教育性教学”的概念,主张教学必须具有教育性,不存在无教育的教学。其主要内容包括:教学和教育是相互联系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育和教学的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教学是否具有教育性,主要取决于教学工作中的教育目的性;教育性教学的效果取决于它所引起的智力活动。据此,一切知识教学都应当自觉地服务于道德品格的养成,知识与德性在教学过程中统一实现。这一原则把智育与德育的关系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至今仍是教学论的基本命题之一。[3]
多方面兴趣与课程
赫尔巴特把发展学生多方面兴趣作为教学的直接目的。他把兴趣分为经验的、思辨的、审美的、同情的、社会的、宗教的六类,并据此设计内容广泛的课程体系:经验与思辨兴趣对应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审美兴趣对应文学艺术课程,同情的、社会的、宗教的兴趣对应历史、政治、语言、宗教等课程。学生所学到的一切应当是一个统一体,各科教学须相互配合、形成整体。这一以心理学兴趣分类为基础的课程理论,被视为近代课程论的先声。
四阶段教学法
赫尔巴特依据儿童心理活动变化的规律,把教学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明了,把新教材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并与意识中已有的相关观念进行比较,使学生清楚感知新知;联想(联合),在新旧观念之间建立联系,学生在新旧观念的结合中深入学习新教材;系统,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新旧观念联系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寻求结论和规律,形成概念系统;方法,通过实际练习运用系统知识,使之更熟练、更牢固。这一理论使原来难以把握的教学过程变得可操作,后经其学生戚勒的发展、赖因的完善,演变为预备、提示、联想、总结、应用的五段教学法,曾长期风行世界各国的师范教育与课堂实践。
儿童管理与训育
《普通教育学》第一编讨论了儿童管理问题。赫尔巴特认为儿童未经塑造的意志需要约束,管理是教学的先决条件,其手段包括威胁、监督、命令、禁止与惩罚等;但管理本身不是教育,而只是为教育创造条件。在训育方面,他主张通过赞许与谴责养成儿童的品德,训育应直接指向性格的形成。他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与教材的系统传授,形成了后来被称为课堂中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的“传统教育三中心”。研究者指出,其教育观具有二元论色彩:一方面强调儿童的兴趣是教育的出发点与教学的依据,另一方面又把教育看作接受过程,强调教师权威地位。[4]
版本与流传
《普通教育学》1806年以德文出版,此后多次再版,赫尔巴特晚年在其再版序言中对其理论作了补充说明。19世纪后期,该书经由齐勒尔、赖因、斯托伊等赫尔巴特学派学者的阐释与推广,在德国形成系统的赫尔巴特学派;美国于19世纪末大规模引入赫尔巴特理论,全国赫尔巴特协会一度影响美国师范教育。中译本方面,李其龙译本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教育名著丛书,是通行版本;20世纪初赫尔巴特学派理论经日本传入中国,五段教学法曾对中国近代课堂教学产生广泛影响。[5]
影响与评价
《普通教育学》被普遍视为科学教育学诞生的标志。研究指出,在这部著作中,赫尔巴特构建了教育学的逻辑体系,形成了一系列教育学的基本概念与范畴,首次提出教育性教学、课程体系、管理制度等范畴,此后教育学作为以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教育活动规律为宗旨的相对独立学科地位被确立下来。[6]它使教学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提高了教学的科学化水平,深刻影响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世界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赫尔巴特也因此被看作传统教育理论的代表。
对《普通教育学》的评价存在两面。肯定者认为其以伦理学与心理学为教育学奠基,使教育研究第一次摆脱了对经验与思辨的依赖,其四阶段教学法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可操作的程序;批评者则认为其心理学带有形而上学色彩,对儿童能动性的强调不足,教师中心与学生被动接受的模式在20世纪遭到进步主义教育的激烈挑战,杜威的儿童中心理论正是作为其对立面而提出的。尽管如此,《普通教育学》确立的教育学学科框架——从教育目的、教育过程到教育方法与管理的系统论述——至今仍是教育学教材的基本结构,其科学化追求也持续推动着教育研究的进步,在教育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资料
- ↑ 课程与教学论的历史发展,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 ↑ 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超星慕课。
- ↑ 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超星慕课。
- ↑ 课程与教学论的历史发展,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 ↑ 教育与教育学(教育学基础理论选读),清华大学出版社。
- ↑ 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超星慕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