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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辩术原理》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雄辩术原理》是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撰写的一部教育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约公元95年前后完成,共十二卷,又称《论演说家的培养》或《论演说家的教育》。全书系统论述了雄辩家的培养目标、教育过程、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被公认为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专著。书中关于分班教学、反对体罚、因材施教、教师修养等论述,在两千年的西方教育史上长期发生影响,昆体良也因此被后世视为西方第一位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教育家。

作品简介

昆体良(约35年至约95年)出身于西班牙北部,是公元1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他早年在罗马学习修辞学,长期从事修辞学校的教学工作,约公元68年回西班牙,公元72年应皇帝韦帕芗之召重返罗马,主持由皇帝设立的第一所国立雄辩术学校。他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由国库支付薪金的修辞学教授,门下人才辈出,著名史学家塔西佗相传即出其门下。《雄辩术原理》既是昆体良约二十年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教育经验的汇集,写作目的在于为自己的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总结并供修辞学教师参考。[1]

全书十二卷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卷论学前教育与文法学校阶段的学习,主张儿童七岁前即应开始学习,先学希腊语后学拉丁语;第二至十一卷依次论雄辩术学校各阶段的课程与训练,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伦理学及演说的准备、发挥、论证等环节;第十二卷论雄辩家应有的道德品质与社会责任。各卷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如何把儿童培养成善良而精于雄辩的人。

成书背景

古罗马的雄辩术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核心技能。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元老院辩论、法庭诉讼都依靠演说,雄辩家既是公共舆论的引导者,也是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者。西塞罗把希腊修辞学与罗马政治实践相结合,确立了以培养雄辩家为教育最高目标的传统;昆体良继承西塞罗的理论而有所创新和深化,并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帝国初期,政治辩论的空间收窄,法庭演说成为雄辩家最主要的用武之地,修辞学校的教育却出现了迎合速成要求、轻视广博知识的倾向。昆体良正是在批评这些倾向、总结长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写成此书。该书写成后一度湮没不闻,1416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吉奥在圣加尔修道院重新发现其完整抄本,经洛伦佐·瓦拉校订刊行,立即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内容与核心思想

教育目的与教育作用

昆体良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善良而精于雄辩术的人,即德行与才干兼备的雄辩家。他把良好道德的培养放在教育任务的首位,认为雄辩术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工具,应当掌握在善良、正义并能够维护法律尊严的人手中,其作用在于宣扬正义和德行、指导人们避恶趋善;为无辜辩护、支持真理而反对虚假,本身就是高尚的学问。[2]

关于教育作用,昆体良认为人有天赋的差异,但教育起着更大的作用。他坚持每个儿童的理解与求知能力在起点上并无太大差别,懒于学习才造成差异,因此教师应当相信一般天赋的儿童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教育必须遵循儿童的年龄特点,根据其天赋、倾向与才能施教,使儿童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学校教育与学前教育

针对当时有人主张家庭优于学校的看法,昆体良论证雄辩家必须在学校中培养。他认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可能产生善德与恶德,不能把家庭理想化;学校教育可以起到激励学生的作用,学生每天看到好的与坏的行为、听到对德行的赞扬与对错误的批评,从而受到鞭策与警戒;学校还能提供多方面的知识,养成学生适应社会公共生活的习惯和能力。这一论证确立了学校教育相对于家庭教育的地位。

昆体良十分重视学前教育,主张在幼儿能说话的前后就对其进行智育,但七岁前每次学习的分量应当很少。他主张教幼儿认识字母、书写和阅读,并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双语教育问题,希望儿童先学希腊语,然后学拉丁语,最后两种语言的学习同时并进。他特别提醒教师:“最要紧的是要特别当心不要让儿童在还不能热爱学习的时候就厌恶学习”,要使最初的教育成为一种娱乐。这一保护学习兴趣的告诫被认为是西方教育史上关于幼儿童心的经典论述之一。

教学理论

《雄辩术原理》影响最大的部分是教学理论。

其一,班级授课制思想的萌芽。古代普遍采用个别教学,昆体良则提出把儿童分成班级,由教师对全班进行教学,认为“大多数的教学可以用同样大小的声音传达给全体学生”;教师可以依照每个学生的能力指定其依次发言。集体教学不仅节省教师的时间与精力,而且学生能在共同学习中接受榜样影响,从教师对他人的表扬与批评中受到鼓励与警惕,促进同学间相互学习、相互竞赛。这一构想被视为近代班级授课制的思想萌芽,比夸美纽斯的系统论述早了一千五百余年。

其二,专业教育应建立在广博的普通知识基础上。昆体良极力主张雄辩家的教育应建立在尽可能广博的普通知识基础上,雄辩家应学习文法、修辞学、音乐、几何、天文学、哲学等课程,他还对每门学科在培养雄辩家素质方面的作用作了充分论述,以反驳当时只重修辞技巧训练的速成主张。

其三,教学原则与方法。昆体良在教育史上最早公开反对体罚,认为体罚是对儿童的凌辱,会使儿童心情压抑、沮丧和消沉,对成长产生消极后果;与此相联系,他强调运用奖励的方法,赞扬与荣誉能够激励儿童尤其是脆弱或缺乏自信的儿童。他提出教学应当适度的原则,教师应“节制自己的力量,俯就学生的能力”,知识份量与学生接受能力相适应,防止负担过重,这被视为近代量力性原则的萌芽;他还主张学习与休息相间,允许儿童进行有节制的游戏。在方法上,他倡导启发诱导与提问解答,教师应善于回答学生的提问,并主动向不发问的学生提问,以测验学生的鉴别能力、引导学生运用自己的智力。[3]

其四,对教师的要求。昆体良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应德才兼备;对学生宽严相济,多勉励少斥责;要有耐心,懂得教学艺术;要了解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他把教师比作父母,认为教师应当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学生,并应以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学生作出榜样。

版本与流传

《雄辩术原理》在古代即被列为修辞学校的标准教材,公元1至5世纪间为罗马帝国各地的学校和教师所重视与效法。中世纪早期原书一度散佚,仅存片断引用;1416年意大利学者波吉奥重新发现完整抄本后,人文主义者竞相研读,维吉利奥、瓦拉等相继校订刊印,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如维多里诺、伊拉斯谟等都深受其影响。近代以来,该书被译成各主要欧洲语言,研究版本以德国海尔芬德的校勘本最为通行。汉译方面,任钟印译本收入《昆体良教育论著选》及外国教育名著丛书,是中文世界通行的译本。

影响与评价

《雄辩术原理》被认为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专著,其体系之完整、论述之精深,在整个古代教育文献中首屈一指。它在古典时代塑造了罗马的修辞教育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启发了人文主义教育改革,其分班教学设想为近代班级授课制的确立提供了最早的思想资源,其反对体罚、尊重儿童、保护学习兴趣的主张则领先于时代。教育史研究者指出,昆体良关于道德是雄辩家首要品质的论述,及其通过公共教育培养社会精英的理论,反映了西方教育古典传统中德性与才能并重的取向;而他对教师职业尊严的自觉——把教师视为最高尚的职业之一——也使其成为西方教师教育思想的重要源头。[4]今天,该书仍是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核心文本,与《理想国》《政治学》并列为古代西方教育思想的三大经典。

参考资料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