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
决策(decision making)指个体或群体在若干备选方案之间作出选择的过程,其中包含对可能结果的评估、对不确定性的判断以及对不同价值的权衡。小到午饭吃什么,大到是否接受一份工作、医生是否为病人选择某种治疗,都是决策。它属于思维与判断研究的核心议题,与问题解决密切相关而又不同:问题解决关心如何找到达到目标的路径,决策关心在已有路径之间如何取舍。决策研究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描述人怎样选择,更因为它揭示了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系统性地偏离“理性”的规律,这些规律对经济、医疗与公共政策都有直接影响。
决策的构成与类型
一个决策情境通常包含几个要素:可供选择的方案、每个方案可能带来的结果、结果发生的概率,以及决策者对各种结果的主观价值。按信息完备程度,决策可分为确定性决策、风险决策与不确定性决策:确定性决策中各方案的结果已知;风险决策中结果不确定但概率可知;不确定性决策中连概率都无法确定。现实中大量决策属于后两类,这也正是决策研究的难点所在。
研究决策有两条并行的路线。规范性研究追问“理性的人应当怎样选”,给出理想化的决策规则;描述性研究追问“人实际上怎样选”,揭示真实行为与理想规则的偏离。早期研究偏重前者,试图用一套公理化的理论刻画理性选择;20世纪中后期以后,描述性研究逐渐占据主流,因为它发现人的实际选择常常违背那些看似无可挑剔的公理,而这些违背并非偶然的错误,而是有规律、可预测的。[1]
理性模型及其局限
经典的理性决策模型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之上。它假定决策者为每个结果赋予一个效用值,按概率加权求得各方案的期望效用,然后选择期望效用最大的方案。这套框架在数学上优雅,在经济学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其背后是一个“经济人”的假设:决策者信息充分、计算无误、偏好稳定且自利。
然而,现实中的决策者很难满足这些条件。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有限理性,指出人的信息加工能力有限,无法穷尽所有方案及其后果,因此真实的决策不是在全部选项中求最优,而是在有限搜索后接受一个“足够好”的方案,他称之为满意即可。这一修正把决策研究从理想化的数学推演拉回到对人的实际认知能力的考察,也为后来大量关于启发式与偏差的研究埋下伏笔。理性模型并非无用,它提供了一个对照的基准,只有先知道“理想状态下该怎样”,才能说清“人偏离了什么、为什么偏离”。[2]
启发式与认知偏差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于20世纪70年代系统研究了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提出人并非按概率法则行事,而是依赖若干心理捷径,即启发式。代表性启发式指依据某事物与某类别的典型形象有多相似来判断其归属,代价是忽视基础概率;可得性启发式指依据相关事例在记忆中是否容易提取来判断其发生频率,代价是把生动而罕见的事件高估、把常见而平淡的事件低估;锚定效应指判断会被最初接触到的数值牵引,即便那个数值毫无参考价值。
这些启发式在多数日常情境中既快又准,是人应对复杂世界的适应性工具,但在特定条件下会导出系统性的偏差。框架效应是其中颇具说服力的例子:同一个方案,若表述为“存活率九成”与“死亡率一成”,人们的选择会明显不同,尽管两者在逻辑上完全等价。这说明人的偏好并非稳定地附着于客观结果,而是随描述方式而变,直接动摇了期望效用理论关于偏好稳定的前提。[3]
前景理论
为解释上述偏离,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在1979年提出前景理论,用一条价值函数替代传统的效用函数。这条函数有两个关键特征。其一是参照点依赖,人对得失的判断依据的是一个主观参照点而非绝对财富水平,同样的最终状态,从高处跌落与从低处攀升,感受截然不同。其二是损失厌恶,等量的损失带来的痛苦大于等量收益带来的快乐,函数在损失一侧更陡。其三是敏感性递减,无论收益还是损失,边际变化的影响都随幅度增大而减弱。
前景理论还修正了对概率的处理,指出人会对小概率事件过度加权、对中高概率事件相对低估,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既愿意买彩票又愿意买保险。这一理论用心理学实验的数据改写了经济学的选择模型,也成为行为经济学的奠基石之一。它并不主张人是非理性的,而是主张人的理性有其特定的形状:围绕参照点、厌恶损失、对极端概率敏感。这些特征在进化上未必是缺陷,在快速判断的情境中往往有效,只是在被精心设计的选项面前容易被利用。
影响因素
决策不仅受认知规律支配,也受情绪、情境与社会的调节。情绪既是决策的输入,也是背景:焦虑使人偏向保守、回避风险,愤怒则可能促使人冒险;当下的心情还会被误当作对选项的评价,“因为感觉不错所以选它”。时间压力会压缩搜索与比较的空间,使人更依赖直觉与最初印象。群体决策则带来另一重复杂性,一方面多人可以提供更多信息与视角,另一方面从众、群体极化与责任分散又可能使集体判断劣于个体。
个体差异同样显著。有人天生更厌恶不确定性,有人在压力下反而更果断;专业知识能改善特定领域的判断,却也容易滋生过度自信,使专家在超出其领域的问题上犯下比外行更严重的错误。过度自信是决策研究中最顽固的偏差之一,人们普遍高估自己判断的准确性,低估风险发生的可能,这在医疗诊断、投资与工程安全中都有实际后果。
争议、应用与评价
决策研究最深的争论,在于实验室发现能否代表真实决策。批评者指出,经典实验多使用简化的赌博任务与假设情境,被试面对的是抽象的金额与概率,而非有血有肉的生活抉择;在这种情境下表现出的“偏差”,放到真实环境中未必是偏差。吉仁泽等人据此提出生态理性的概念,主张判断的好坏应放在具体环境中评价,某些看似不理性的启发式,在信息结构特定的现实世界里恰恰是高效的适应策略。
尽管存在争议,决策研究的应用极为广泛。医学中用它设计知情同意与治疗方案的呈现方式,金融中用它解释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完善监管,公共政策中则发展出“助推”的思路,即在不限制选择自由的前提下,通过调整选项的默认设置与呈现方式,引导人们作出更有利的决定。这些应用也带来伦理问题:当决策规律可以被用来引导选择,谁有权设计选项、为谁的利益设计,就成为无法回避的追问。作为思维研究的实践延伸,决策研究最终指向的,是人如何在不确定中作出既明智又自主的选择。[4][5]
参考资料
- ↑ Decision Making,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4年访问
- ↑ Cognitive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2024年访问
-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