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
思维(thinking)是借助概念、判断与推理,对信息进行间接而概括加工的心理过程。它使人得以越过当下直接呈现的感觉材料,去把握一类事物的共同属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没有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情况下仍能作出判断。思维与记忆、想象、语言关系密切,却不能被其中任何一项取代:记忆负责保存,想象负责生成,语言提供符号工具,而思维的核心在于对已有信息施加组织、推断与评价。在日常语境中,人们常把思维等同于“动脑子”,但在心理学里,它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研究对象,涵盖概念形成、判断、推理、问题解决与决策等一系列具体活动。
界定与基本特征
思维区别于直接感知的首要标志是间接性。感知依赖刺激的当下在场,一旦对象离开视野,感知便告终止;思维却可以借符号与关系推断尚未观察到的状态,例如依据地面湿漉而判断夜里下过雨。其次是概括性,思维不纠缠于个别对象的偶然细节,而是抽取同类事物稳定共有的属性,形成“鸟”“金属”“公平”这样一些能覆盖众多实例的表征。间接与概括二者互为条件:正因为能把经验概括为一般知识,人才可能在具体情境中作超越感官的推断。
另一项被反复讨论的特征是思维与问题情境的绑定。早期的联想主义把思维看作观念的连锁,按接近、相似、对比等联想律自动展开;这种描述能解释部分自由联想,却难以说明有明确目标的思考为何会朝解答收敛。格式塔心理学因而强调思维具有重组结构的性质,认为解决问题往往不是逐步累加,而是突然看见部分之间的新关系,即所谓顿悟。这一分歧至今仍在延续,一方看重思维的过程规则,另一方看重整体结构的突变。
从符兹堡学派到认知革命
把思维作为实验对象始于20世纪初的符兹堡学派。他们用系统内省的方法让被试报告在判断、比较时意识里出现什么,结果发现有些思维内容难以还原为清晰的意象,被试往往“知道”却说不出依据,由此提出“无意象思维”的概念。这一结论引发与构造主义的长期争论,也暴露出内省法在触及高级心理活动时的局限。
行为主义的兴起一度把思维逐出合法话题。华生主张心理学只研究可观察的行为,把思维化约为无声的语言运动,认为思考不过是喉部肌肉的轻微活动。这一立场使思维研究沉寂数十年,直到20世纪中期信息论与控制论提供了新的语言,研究者才重新把思维设想为对符号的接收、编码、存储与提取。认知心理学的建立使思维重新成为中心议题,其基本假设是人像有限容量的信息加工系统一样工作,思维便是这一系统对内部表征所执行的运算。
几乎与认知取向并行,皮亚杰从发生学角度描述了思维的发展阶段,认为儿童从依赖具体动作与知觉,逐步走向能对抽象命题进行运算的形式运算阶段,思维的可逆性与守恒概念是衡量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苏联学者维果茨基则强调社会文化与语言在高级思维形成中的作用,主张思维不是孤立个体内部的自发成熟,而是在交往与工具使用中被塑造。[1]
概念、推理与问题解决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人要从纷繁的实例中抽出共同属性,形成能加以运用的类别,这一过程称为概念形成。早期的假设检验模型把概念学习描述为逐一提出并修正假设的过程,后来的原型观点则认为类别以最典型的样例为核心,成员按与原型的相似程度被接纳,很难用一条充要条件来界定。两种模型各有支持的证据,也各自解释了概念运用中不同的现象。
推理分为演绎与归纳两大类。演绎从一般前提推出必然结论,研究多围绕人是否遵守形式逻辑展开,结果一再显示被试在抽象规则题上表现欠佳,却在有现实内容、贴合日常经验的版本里正确率显著提高,说明推理并非纯粹的句法运算,而受内容与图式的深刻影响。归纳则从个别事例推向一般结论,其结论只具或然性,却是科学发现与日常预测的主要途径,也最容易受样本偏差与先入之见左右。
问题解决研究关注人如何在初始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搜索路径。纽厄尔与西蒙把解题刻画为在问题空间中移动,算子、约束与启发式共同决定搜索的效率;当问题空间庞大到无法穷举时,人便依赖手段—目的分析之类的启发式,先缩小当前状态与目标的差距,再逐步逼近。定势与功能固着则解释了失败的来源:过去的成功经验会把思路锁死,使解题者看不到物件的新用途。
双重加工与判断的偏差
近数十年影响最大的框架是双重加工理论。它假定存在两个系统:一个快速、自动、几乎不费力气,依赖直觉与联想;另一个缓慢、受控、需要工作记忆的投入,负责审慎的核算。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研究表明,人在不确定条件下并不按概率法则判断,而是依赖可得性、代表性、锚定等启发式,这些捷径多数时候有效,却在特定情境下系统性地产生偏差。框架效应、合取谬误与过度自信都被归入这类可预测的错误。
双重加工的观点也招致批评。有研究者指出,把丰富的心理活动一刀切成“系统一”和“系统二”过于粗糙,两个系统各自的界定模糊,许多现象既可解释为两个系统的竞争,也可解释为单一系统的参数变化。更重要的是,直觉并不总是错的,专家在熟悉领域中的快速判断往往优于刻意的分析,这提示“快”与“慢”各有其适应价值,不能简单地把理性等同于慢思考。[2]
影响因素与文化差异
思维的表现受多重条件制约。知识经验是最直接的一项,专家与新手的差别不在于一般智力,而在于领域内组织良好的图式,使专家能迅速识别模式、跳过无关细节。情绪状态同样参与其中,焦虑会压缩工作记忆的可用容量,使人倾向于依赖简单线索;积极情绪则与更灵活、更发散的思路相关联。动机水平也有影响,过强的目标压力可能窄化注意,反而妨碍需要变通的创造性思考。
文化差异是晚近受到重视的维度。跨文化研究反复报告,东亚被试在判断因果时更倾向于把行为放在关系与情境中考察,西欧与北美被试则更常把原因归于行为者本身的稳定特质;在分类任务上,前者偏好按关系与功能归类,后者偏好按共同属性归类。这些差异究竟反映深层认知结构的不同,还是仅仅反映注意分配与价值取向的差别,学界仍有争论,但至少说明所谓“一般人的思维规律”需要谨慎界定适用范围。
争议、局限与应用
关于思维的一条根本争议是:它能否被还原为形式运算。经典认知取向假定思维是对抽象符号的操作,身体与情境只是输入输出的界面;具身认知则主张,思维深植于身体的感觉运动经验,抽象概念也借具体的身体图式来建构,脱离身体与环境去谈纯粹符号运算是一种误导。这一争论直接关系到人工智能的路线:纯粹符号系统能否真正“理解”,还是必须拥有与物理世界互动的身体。
在应用层面,思维研究深刻影响了教育。关于概念转变、迁移与元认知的工作提示,单纯灌输结论收效有限,让学习者自己生成解释、比较不同解法、反思思路为何受阻,才更可能形成可迁移的能力。临床领域则把思维的内容与形式视为评估重点,反复出现的自动负性思维、灾难化推断与以偏概全,是认知治疗着力辨识与修正的对象。对普通人而言,理解启发式与偏差的存在,本身就是抵御判断失误的起点。[3]
参考资料
- ↑ Cognitive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Decision Making,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