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





卢梭(1712年—1778年)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文学家,生于日内瓦,长期活动于法国。他的《社会契约论》深刻影响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爱弥儿》则系统阐述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被誉为教育学的哲学小说,他因此被公认为近代教育史上"发现儿童"的第一人。康德、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乃至现代儿童本位教育思潮,都深受其思想启迪。
人物简介
让-雅克·卢梭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共和国一个钟表匠家庭,出生数日后母亲即因产褥热去世,由父亲与姑母抚养。他自幼随父亲阅读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少年时当过镂刻学徒、仆役与流浪者。1728年他逃离日内瓦,被华伦夫人收留,在萨瓦一带度过数年,广泛自学音乐、文学与哲学。1742年起他定居巴黎,靠抄乐谱与从事音乐活动谋生,结识了狄德罗等人,曾为百科全书撰稿。1749年他应第戎学院征文以《论科学与艺术》获奖,一举成名;1755年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61年出版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1762年同时出版《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爱弥儿》出版后因攻击传统宗教与教育而遭到巴黎与日内瓦当局查禁焚毁,他被迫流亡瑞士、普鲁士等地,1766年应休谟之邀暂居英国,1767年返回法国,隐姓埋名辗转各地。晚年他完成了自传《忏悔录》与《孤独漫步者的遐想》。1778年7月2日他在埃默农维尔去世,179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其遗骸被隆重迁入先贤祠。[1]
生平经历
卢梭一生坎坷,从未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全靠惊人的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巴黎以音乐抄写员自居至终,体现了其平民立场与独立人格。1750年代他与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同道渐生龃龉,1758年发表《论戏剧书》与百科全书派公开决裂,从此特立独行。《爱弥儿》的遭禁与被通缉是他人生的又一转折:教会与当局视其为大逆不道,各地相继驱逐,他在颠沛流离中饱受迫害妄想与病痛折磨,但仍坚持写作与自我辩护。大革命爆发前夕去世的卢梭,身后声名却蒸蒸日上,罗伯斯庇尔等人奉其为精神导师,法国国民公会曾依其遗愿考虑教育改革方案,其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政治与教育蓝本的重要来源之一。卢梭的童年与早年经历对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幼年丧母、少年当学徒受尽屈辱、成年后与华伦夫人的交往、以及后来被迫把亲生子女送进育婴堂的经历,都使他终生关注儿童的处境与教养问题。他在《忏悔录》中坦言自己未尽父亲之责,并将《爱弥儿》视为对这一遗憾的精神补偿,这种自我剖析使读者得以理解其教育著作中强烈的情感来源。他本人的自学道路——从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工作到独自完成的系列名著——也印证了他对书本灌输式教育的不信任:在他看来,真正深刻的知识源于对生活的观察与内心的省思,这一经验层面的体认与其理论层面的自然教育主张相互支撑,构成了其教育思想特有的说服力。
教育思想与主张
卢梭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爱弥儿》中,核心是自然教育理论。
第一,教育的三重来源与自然的至高地位。卢梭区分了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与事物的教育:自然的教育指儿童天性与官能的自然发展,人的教育指教育者有意的教导,事物的教育指环境的影响。三者协调一致、方向统一,教育才能成功;由于人的教育与环境无法完全由人控制,应当以自然的教育为基准,使人的教育与事物的教育都服从自然。所谓归于自然,就是尊重儿童的天性与成长节奏,把孩子看作孩子,而不是把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
第二,性善论与消极教育。卢梭认为人的天性本善,社会的虚荣与竞争败坏了人性,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儿童天性的纯真,防止不良环境的侵蚀。他提出消极教育的主张:在儿童理性尚未成熟的时期,教育者不急于灌输书本知识与道德说教,而应为他创设健康的环境,锻炼身体与感官,让天性自然展开。消极教育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反对成人僭越儿童发展的节律,宁可让儿童晚些接受理智教育,也不让偏见与虚荣过早占据其心灵。[2]
第三,按年龄分期的教育方案。卢梭依据身心发展规律把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零至二岁的婴儿期以体育与养护为主,保障儿童自由活动、强健体魄;二至十二岁的儿童期是理性的睡眠期,以感官训练为主,通过触觉、视觉、听觉的锻炼与自然后果的教育让儿童在经验中学习,反对提前读书识字;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期进入理智教育阶段,学习地理、天文、物理等以观察与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尤其强调劳动教育,认为劳动是自由人的基本义务,爱弥儿在此阶段学习木工等手艺;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年期以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为主,通过历史学习与社会观察培养同情、正义与公民品格。此外,卢梭还设计了女子教育方案,主张妇女以家庭职责为中心,这一部分在后世受到广泛批评。
第四,反对体罚与权威灌输,倡导在经验中学习。卢梭反对用训诫、惩罚与奖赏支配儿童,主张让儿童通过行为的自然后果接受教训,例如打破窗户就要忍受寒冷,从而学会谨慎。教师应以朋友身份引导儿童,少说教、多创造学习情境,使儿童成为自己教育的主动参与者。
第五,论教育的自由底色与公民转向。卢梭一生的思想中包含个人自由与社会义务的双重线索,这一张力同样体现在其教育论述中。《爱弥儿》前四卷着力培养以自身为依据的自然人,而末卷则讨论社会人如何通过公民宗教与爱国情感融入政治共同体;在《社会契约论》与后来为波兰、科西嘉起草的政府方案中,他进一步主张通过公共教育培养具有爱国精神与公德意识的公民。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最终取决于公民的品质,教育是政治的基础工程,立法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塑造一代人的心灵。这种把教育与政治变革相联系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国民教育设想,也使自然教育与公民教育两种取向在其思想体系中并存。他还重视教师在教育中的地位,认为导师必须是一个真正值得儿童模仿的人,其人格与学识直接决定教育的成败;导师应当了解儿童的一切,以长期陪伴的方式观察其天性的展开,而不是急于用成人的标准去修剪儿童。这种把教育者角色理解为观察者、陪伴者与引导者的观点,与他对灌输式教育的批判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其儿童本位教育观的基础。[3]
主要著作
卢梭的主要著作包括:《论科学与艺术》,1749年征文获奖作品,批判文明进步带来的道德堕落;《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发表,考察私有制与不平等的起源;《新爱洛伊丝》,1761年出版,书信体爱情小说,风靡一时;《社会契约论》,1762年出版,提出人生而自由、主权在民与公意学说,是近代民主政治理论的经典;《爱弥儿》,1762年出版,副题为论教育,通过虚构学生爱弥儿从出生到成年的教育历程,系统阐述自然教育思想;《忏悔录》,晚年完成的自传,回顾一生的经历与内心世界;《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晚年最后的作品。其中《爱弥儿》自出版以来被译成多种语言,与《教育漫话》并列为西方近代教育名著。
影响与评价
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在18世纪末即产生巨大反响:德国的康德读《爱弥儿》而赞叹,巴泽多据此创办泛爱学校;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把尊重儿童天性与直观教学发展为系统的初等教育方法;福禄贝尔的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同样渊源于卢梭的儿童观。19世纪末以来,儿童研究运动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高举起尊重儿童、教育即生长的旗帜,卢梭被追认为这一传统的思想源头;杜威等人的教育理论中亦可见其深刻影响。他提出的教育应当顺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以经验与活动代替书本灌输等原则,已成为现代教育理论的常识性共识。同时,学界也指出其思想的历史局限:他对女子教育的论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性别偏见,其激进的个体本位立场在实践层面难以完全落实。总体而言,卢梭以其对儿童天性的发现与尊重,实现了教育观从成人本位向儿童本位的革命性转向,是西方教育思想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关键人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