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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个性化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去个性化是指个体在群体中丧失自我同一性和责任感,导致自我控制力下降,从而做出在单独状态下通常不会做出的行为的现象。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等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后由菲利普·津巴多系统归纳其诱发条件并进行了系列实验研究。去个性化的核心在于:当个人淹没于群体之中,匿名性与责任分散削弱了自我观察、自我评价和对社会评价的关注,使平时约束行为的羞愧、内疚、恐惧等力量被削弱,从而出现冲动、情绪化甚至破坏性的行为。[1]

概念界定

去个性化又被译作"去个体化""非个性化",描述的是一种主观状态的改变:个体在群体情境中不再以独立的个人身份行动,而是把自己看作群体的一部分,行为的自我调节随之减弱。其典型表现是,个人行为较少受自己的个性和意志支配,而更多依从群体的状态与气氛。群体规模越大、气氛越强烈,越容易引发去个性化状态。投入群体骚乱、球迷闹事或网络围攻的个体,往往处于这种状态之中。[2]

去个性化与从众、服从有关联但有所区别。从众强调个体向多数意见靠拢,服从强调对权威命令的遵从,二者主要描述行为的方向;去个性化则强调自我意识的弱化与责任感的丧失,描述的是一种使越轨行为得以发生的心理条件,被视为不道德行为、暴力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理论渊源

去个性化的思想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勒庞在1896年观察到,个体一旦聚集为群体,常常会迷失在群体之中,做出他们独处时不会做的事,表现出冲动、轻信、易受暗示与情绪夸张的特征。他把这种群体中的个体描述为"无名"的、智力下降的存在,为后来的去个性化研究提供了思想来源。

现代实验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2年,费斯廷格、佩皮通与纽康姆进行了经典实验。他们让男大学生在两种条件下议论自己父母的缺点:一种条件下被试身戴名签、互称姓名、在明亮教室中进行;另一种条件下被试身着长袍、头戴面罩、互不知姓名、在昏暗房间里进行。结果表明,去个性化组的被试肆无忌惮地数落、辱骂自己的父母,充分表现了对父母的厌恶与不满,且更希望在去个性化的小组中再次参加讨论。

津巴多在1970年前后对去个性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把女大学生分为四人一组,要求她们对隔壁房间的两名女生实施电击。一组被试穿上特大的白色实验服、戴上头盔、不称姓名,构成去个性化条件;另一组直呼姓名、佩戴姓名标签,构成可辨认条件。结果,去个性化组实施电击的平均时长约为可辨认组的两倍;并且可辨认组会区别对待,延长对令人讨厌者的电击而缩短对讨人喜欢者的电击,去个性化组则对两人一视同仁地施加更长时间的电击。津巴多据此归纳出匿名的八项诱发条件,包括匿名、重视群体、避免道德责任的消极评价、群体规模、情绪唤醒水平、模糊情境的新颖性、滥用药物以及卷入群体活动的程度。[3]

诱发因素

综合各派研究,引发去个性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是匿名性。由于匿名,群体中的个体认为外人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反社会行为不会被发现,这助长了为所欲为的倾向。津巴多的废车实验为此提供了生动证据:他把拆掉牌照、掀开发动机盖的旧车分别停放在纽约与一个小城市街头,纽约的车辆在极短时间内即遭拆卸与破坏,而小城市街头的车辆长期无人触碰,说明匿名程度不同的环境会显著影响破坏行为。[4]

第二是责任分散。一个人单独行动时,往往能从伦理角度考虑自己的行为,避免舆论谴责与法律制裁;在群体中,个体却认为反社会行为以整体形式出现,责任落在群体身上或分散到每个人身上,从而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责任感大大降低。第三是自我意识水平。匿名与责任分散并非决定因素,关键在于个体的自我意识:当自我意识水平较高时,人仍能作出正确的自我导向,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式。第四是自信心不足,个体在群体活动中若感到力量有限,可能不顾判断标准去迎合群体,丧失责任感与自我控制。群体规模与情绪唤醒水平也会强化上述效应。

解释模型

研究者提出三种模型解释去个性化。第一种是个体淹没理论,强调身份感与自我意识的丢失导致责任感降低,个体不再把自己视为行为主体。第二种是角色转换模型,认为个体进入群体后会采纳群体赋予的新身份或角色,并按角色期望行动,例如穿上特定制服后便按该角色的规范行事。第三种是身份凸显理论,指出某些反常行为并非自我丧失的结果,而是个体寻求群体认同、彰显群体身份的表现,人们会因为认同某个群体而自觉遵守该群体的规范,即使这些规范与一般社会规范相冲突。这三种模型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去个性化的理解。

网络情境中的去个性化

互联网为去个性化提供了新的场域。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隐蔽性与匿名性,使网民更容易进入"去责任化"状态。有研究指出,网民一旦聚集起来形成某一类群体,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去个体化倾向:个体身处群体之中,不由自主地被群体"劫持",表现出匿名性、传染性与易受暗示性等特征。在网络语境下,这些特征因身份隐藏与情绪快速传播而表现尤为突出。[5]

在网络暴力中,"人肉搜索"的参与者最初可能基于朴素的正义感与同情心,但随着事态演变,相同意见的人们基于集体归属感,同情心转化为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参与者自认为只是"无名的大多数"、"法不责众",在虚拟与匿名的网络中不计后果地诽谤他人、侵犯隐私、进行非理性攻击,最终演变为一场无序且无情的网络狂欢。网络社会的匿名化使参与者缺少了现实中的提醒、劝阻与法律约束,风险很小,胆量倍增,彼此情绪感染形成亢奋的非理性合力,从而提高冲突发生的概率与强度。[6]

教育应对

去个性化研究对教育具有现实启示。由于去个性化的实质是在群体中个人责任感的降低,因此防范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匿名性、明确责任、使个体处于被识别与被监督的状态。在学校中,可以通过明确值日分工、把责任具体落实到人、在公共场合显示姓名等方式,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例如,不安排值日生时教室里往往无人擦黑板,而安排值日生并把名字写在黑板上,情况就会明显不同。

制服与标识也具有约束作用。军人穿军装、警察穿警服、学生穿校服、戴校徽,相当于给每个人贴上身份标签,使其对自己的行为与责任有更多约束。在德育中,教师还应重视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与道德自律,使其在群体情境中仍能保持独立的判断和责任感,不因"大家都这样"而放弃原则。在网络素养教育中,应引导学生认识网络匿名的风险,懂得对自己的网络言行负责,抵制网络暴力与从众围攻。

争议与评价

去个性化理论也面临一些讨论。有研究者指出,身体匿名并不总能引发释放邪恶冲动的结果,关键在于个体对情境中的暗示线索作出何种反应。例如,有实验让女参与者在决定电击强度前穿上护士制服,结果保持匿名的参与者攻击性反而低于说出自己姓名和身份的情况,说明身份符号所激活的规范性质决定了行为方向。这一发现支持了身份凸显与角色转换模型,也提示去个性化并非单纯的"自我丧失"。

总体而言,去个性化理论为解释暴力行为、反社会行为与群体失控提供了重要途径,推动了从个体角度向情境角度理解越轨行为的转变。它提醒人们,人的行为不仅取决于个性,也深受所处情境与群体过程的影响;通过改善情境设计、明确责任归属、强化自我意识,可以有效减少去个性化的消极后果。这一理论对学校管理、群体活动组织以及网络空间治理都具有参考价值。

参考资料

  1. ↑ 去个体化,科普中国。
  2. ↑ 去个体化,科普中国。
  3. ↑ 去个体化,科普中国。
  4. ↑ 网络暴力狂欢的反思与规制,人民论坛网。
  5. ↑ 社会心态分化呼唤文化供给新格局,人民论坛网。
  6. ↑ 网络对社会矛盾的助推效应分析,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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