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以培养学习者理解环境、经济与社会三者相互依存关系,形成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念与行动能力为目标的教育取向。它要求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教学、学校管理与社区实践中,使学习者能够就当代与未来的生态承载力、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作出负责任的决定。可持续发展教育由联合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式提出,经"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推广,现已成为全球教育议程中与全球公民教育并列的支柱性概念。[1]
概念界定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定义建立在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之上。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一界定把环境议题与社会公平、代际责任联系起来,也决定了可持续发展教育不能简化为环境知识教育。它至少包含三个维度:环境维度关注生态系统、资源与气候;社会维度关注公平、健康、文化与治理;经济维度关注生产、消费与生计的可持续性。三者之间的张力,例如保护生态与保障就业的冲突,正是可持续发展教育要引导学生思考的核心问题。
与此相应,可持续发展教育在目标上强调能力而非知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若干关键可持续能力,包括系统思维、预见能力、规范判断、策略行动、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自我觉察与整合性问题解决。这些能力无法通过讲授获得,需要在真实议题的探究与行动中逐步形成。因此,可持续发展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偏向跨学科、参与式与问题导向,强调学习者从本地问题入手,理解全球联系,并在行动中检验方案。
可持续发展教育与环境教育既有继承关系,也有区别。环境教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形成,关注自然保护、污染治理与环境质量;可持续发展教育把环境议题置于社会与经济的框架中,强调发展与公平,范围更广。在中国的政策语境中,二者又统一于生态文明教育的表述之下。[2]
理论渊源与发展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制度起点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通过的《二十一世纪议程》设有专门一章论述教育、公众意识与培训,提出教育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要求各国重新确定教育方向,把环境与发展内容纳入各级教育。这一文件使教育从环境政策的附属环节上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2002年,联合国大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开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的设想。2005年,这一计划正式启动,为期十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协调,各国制定本国实施策略。十年计划的目标是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价值与实践融入教育的所有方面,推动教学方法的革新,并鼓励媒体、社区与企业参与。在此期间,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建立了国家协调机构与地区实践网络,形成了全校性推进、社区学习中心、教师专业共同体等多种模式。2014年,十年计划在日本名古屋以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大会收官,通过《爱知—名古屋宣言》,提出扩大可持续发展教育规模、整合到主流教育体系的目标。
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柏林召开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大会,通过《柏林宣言》,强调可持续发展教育应纳入教育政策、课程、教师培训与学校评估的全过程。2020年,教科文组织启动"可持续发展教育2030"框架,作为2020年至2030年的全球实施路线,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四项的具体指标对接。该指标要求各国确保所有学习者获得促进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与技能,途径包括可持续发展教育、可持续生活方式教育、人权教育、性别平等教育、和平与非暴力文化教育、全球公民教育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欣赏。可持续发展教育与全球公民教育由此被视为互强的一对概念,前者侧重人与自然及发展模式的关系,后者侧重身份认同与公民行动。[3]
主要内容与实施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围绕若干关键主题展开,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水资源与卫生、能源转型、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城市化、减贫、健康促进、灾害风险减少、性别平等与文化多样性。这些主题并非并列的知识单元,而是需要从相互关联的角度加以组织。例如以"学校午餐"为切入点,可以同时讨论食物里程与碳排放、农药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本地农户的生计、学生的营养与饮食习惯,以及食物浪费的处置,使学习者在具体情境中体会系统联系。
在实施路径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全校性方法",即课程、校园运营、学校治理与社区合作协同推进。课程层面,既包括独立开设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目,也包括在科学、地理、道德与法治、劳动、艺术等学科中的渗透;校园运营层面,涉及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绿色校园建设与学生自主管理;社区层面,则通过调查本地河流、参与社区绿化、与环保组织合作等方式把学习延伸到校外。教师培训强调跨学科协作与议题处理能力,因为可持续发展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答案,教师需要帮助学生面对不确定性与价值冲突。
评价方面,可持续发展教育关注学生的系统思维与行动能力,常用工具包括项目档案、行动方案设计与实施报告、社区调查、辩论与反思日志。由于学习成果难以量化为统一分数,学校多采用过程性评价与表现性评价,并将学生参与的校园改进项目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代表国家与案例
日本在十年计划期间建立了覆盖学校、社区与企业的地方实践网络,部分中小学设立"可持续发展教育推进学校",围绕本地环境与文化资源开发课程;名古屋市还建设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学习中心,供市民与教师使用。德国把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联邦与州的教育政策,推行"可持续学校"认证,要求学校在课程、运营与治理上达到指标,并支持学生开展"气候学校"项目。瑞典、芬兰把可持续发展内容融入国家课程,强调批判性思维与民主参与。
中国于1992年率先制定《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在小学自然、中学地理等课程中纳入资源、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内容,在高等学校开设发展与环境课程。2003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首次把"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教育"系统纳入中小学课程。此后,可持续发展教育与生态文明教育逐步融合: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出台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方案,要求把生态文明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陕西等地的农村学校曾开展"生态校园"实践,通过种植、养殖与沼气利用把环境教育与劳动教育、农村发展结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案例之一。[4]
评价与争议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贡献在于,它把环境、社会与经济议题整合进教育目标,使教育从传递知识转向培养面向未来的判断与行动能力;全校性方法与社区参与的策略,也使学校成为地方可持续发展的节点。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持续发展教育还与减贫、健康、饮水等现实议题结合,具有直接的社会意义。
批评主要有五。第一,概念过于宽泛。当气候变化、性别平等、消费习惯、灾害防治都被纳入其中,可持续发展教育容易失去焦点,沦为无所不包的标签。第二,被简化为环保知识教育。许多学校的实践停留在垃圾分类与植树活动,未触及发展模式与公平议题,与文件所主张的批判性与系统性相距甚远。第三,与经济增长的张力。在依赖资源开发的地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可能与地方产业利益冲突,学校与教师面临现实压力。第四,形式化与"绿色包装"。部分机构以可持续发展之名开展宣传,却未改变实际行为,削弱了概念的公信力。第五,效果难以验证。可持续能力与行为改变需要长期追踪,现有评估多依赖自评与短期项目成果,跨国比较的证据仍然有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