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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理解教育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国际理解教育是以增进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为宗旨,培养学习者以宽容、合作的态度认识世界相互依存关系,并愿意参与解决全球与本土共同问题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倡导,最初被视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教育手段,其后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扩展内容,涵盖跨文化交流、全球议题探究、外语能力与国际视野培养等层面,是许多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核心表述。[1]

概念界定

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不在知识传授,而在态度与关系的转变。它要求学习者做到三件事:理解并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宗教与生活方式;认识各国在生态、经济、安全等领域的相互依存;愿意以和平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处理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据此,国际理解教育既区别于单纯的外语教学与外国文化知识课程,也区别于以出国留学为导向的国际课程。外语与国际课程可以是其载体,但若缺少对差异的反思与对共同问题的关切,便不构成国际理解教育。

与国际教育、全球公民教育相比,三者的重心不同。国际教育是较为宽泛的提法,指涉及跨国交流与比较的教育活动;国际理解教育强调国家之间、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其思考单位仍是民族国家,和平与共存是核心价值;全球公民教育兴起较晚,强调学习者作为"全球公民"的身份认同与行动能力,关注超国家层面的责任。三者在政策文本中常并列出现,实践中也多有重叠,但理论起点与价值预设存在细微差别。

理论渊源与发展

国际理解教育的思想起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1945年通过的教科文组织宪章在序言中提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必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这一判断把教育直接与和平事业联系起来。1946年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大会正式提出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此后在四十年代末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逐步明确其目标,包括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认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培养青年对世界和平的责任意识、发展儿童健康的社会态度等。这些表述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国际理解教育的基本框架。

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通过《关于旨在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教育的建议书》,通常简称"1974年建议书"。该文件首次以国际公约性文本的形式,要求各成员国的各级各类教育都应具有国际侧面与世界性观点,并把人权教育、文化多样性教育与环境教育纳入同一框架。它被视为国际理解教育制度化的里程碑,此后许多国家的课程标准与教师培训方案都以其为依据。1994年,第四十四届国际教育大会通过《和平、人权与民主教育宣言》,进一步把民主参与与公民素养纳入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

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二届大会通过1974年建议书的修订版,名为《关于促进和平与人权、国际理解、合作、基本自由、全球公民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的建议书》。修订版把和平理解为不仅是没有战争,还包括通过包容、民主与参与式进程促进人类安全、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对话与团结解决冲突;同时把全球公民意识与可持续发展明确写入标题,反映出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教育话语的扩展。修订版共七十二项条款,并专设后续行动与审查条款,要求成员国定期报告执行情况。[2]

主要内容与实施

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通常沿三条路径展开。其一是学科渗透,即在语文、历史、地理、道德与法治、外语、艺术等学科中引入多元文化内容与国际议题,例如在历史课中比较不同文明的发展路径,在地理课中讨论气候变化对岛国的影响,在外语课中通过真实语料理解文化差异。其二是专门课程,即开设国际理解、世界文化、模拟联合国、全球议题探究等校本课程,围绕具体主题组织项目式学习。其三是活动与交流,包括国际姊妹学校、线上协作项目、国际文化节、海外研学与志愿服务,使学生在真实交往中体验差异与协作。

在教学方法上,国际理解教育强调对话与体验而非灌输。常用的策略包括:围绕争议性议题组织结构化辩论,要求学生在立论前先复述对方观点;通过角色扮演体验不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利用影视、新闻与口述史材料分析媒体报道中的立场偏向;开展跨文化笔友或视频交流,在真实互动中修正刻板印象。教师的角色是营造安全的讨论氛围,允许学生表达不确定与困惑,并在出现文化冲突时引导而非压制。

教师的准备程度决定实施质量。国际理解教育涉及大量陌生文化与争议议题,教师若仅依赖教材提供的零星素材,课堂容易停留在风俗介绍的层面。较为有效的做法是把教师培训与真实交流结合:组织教师参与国际姊妹学校的联合备课,在共同设计主题单元的过程中体验视角差异;建立区域性的素材库,收录不同国家的新闻报道、文学作品与统计数据,供教师按主题选用;鼓励教师与高校、国际组织驻当地机构合作,把专业资源引入课堂。学校层面还需在课时安排、评价制度与对外交流管理上作出配套,否则零散的活动难以形成连贯的学习经验。

评价方面,国际理解素养难以用纸笔测验衡量。实践中多采用表现性评价,如跨文化访谈报告、议题研究成果、协作项目日志、态度量表与自我反思文本。部分国际测评项目尝试把全球胜任力纳入测评框架,通过情境判断与认知测试评估学生对多元视角的理解,但其文化公平性仍存争议。

代表国家与案例

日本是较早系统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国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联学校计划,在部分中小学开展国际理解活动;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国际化,国际理解教育被写入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强调培养在国际社会中受信任的日本人。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在小学增设外语活动,在高中推行国际文凭课程与超级国际高中项目,国际理解教育由理念倡导转为课程制度。

韩国把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创意体验活动与自由学期制,通过国际交流项目与多文化家庭子女教育推进实施。美国虽较少使用"国际理解教育"一词,但其全球胜任力教育、世界语言课程标准与国际研究课程在功能上相近。

中国于2010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首次把"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写入国家级政策文件。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帮助学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青少年。实践中,成都、青岛、无锡等地被设为国际理解教育实验区,学校通过学科渗透、校本课程与国际交流项目推进;成都的实践经验被概括为"立足学校特色构建融合课程、立足课堂教学适时渗透、开展国际合作增进理解"三条路径。[3]研究者同时指出,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面临课程难实施、内容难选择、课时难保证与教师难教学四重困难。[4]

评价与争议

国际理解教育的正当性较少受到质疑,争议主要围绕实施方式与价值立场。第一是"理解"与"认同"的关系。有论者担心,强调理解他者可能削弱本国文化认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国际理解以文化自信为前提,缺乏自我理解的国际视野容易变成模仿。第二是精英化倾向。国际交流项目、海外研学与国际课程需要较多资源,往往集中于城市优质学校,若缺乏制度调节,国际理解教育可能扩大而非缩小教育差距。第三是内容的选择性。哪些国家的文化被介绍、哪些议题被讨论,往往受制于教材编写者与教师的视野,容易出现对强势文化的偏重与对邻近发展中国家的忽视。第四是效果难以验证。态度的改变是否持久、是否转化为行动,缺乏长期追踪证据,多数学校的成效报告以活动数量与参与人数为主要指标。第五是概念泛化。当几乎所有涉外交流都被冠以国际理解教育之名,概念本身的解释力便被稀释,这也是修订版建议书强调后续审查与质量监测的原因之一。[5]

参考资料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