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国际化
教育国际化是指把国际的、跨文化的或者全球的维度整合进教育目的、教育功能和教育交付过程的活动与趋势。它强调的不是某一类特定的教育内容,而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所学校主动提升教育开放程度、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动态过程。教育国际化既发生在国家政策层面,也发生在院校治理、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人员流动等具体层面,通常通过一系列可观测的指标加以衡量。
概念界定
在教育研究文献中,影响较广的界定来自加拿大学者简·奈特,她把教育国际化理解为将国际的、跨文化的或者全球的维度整合进中等后教育的目的、功能与交付的过程。这一界定的要点在于"整合"和"过程":国际化不是孤立的项目或者零散的交流活动,而是贯穿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核心职能的系统性变化。
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等概念存在区别。国际教育侧重描述跨国教育活动的领域和内容,教育国际化则侧重描述教育体系引入国际维度的过程和程度;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以理解与和平为价值取向的课程理念,教育国际化则是一个中性描述,既可能服务于相互理解,也可能服务于市场竞争。国际学校、留学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化的具体载体,但不能等同于教育国际化本身。
在教育政策话语中,教育国际化常与"教育对外开放"交替使用。二者都指向教育的跨国交流与合作,但"对外开放"更强调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制度安排,"国际化"更强调教育系统和院校层面的能力建设与过程管理。
理论内涵与测量
教育国际化通常被划分为几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政策与治理维度,包括国家教育开放战略、跨境教育法规、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签证与移民政策等。二是院校维度,包括学校的国际化战略、国际事务机构、海外伙伴网络、国际认证与排名参与等。三是课程与教学维度,包括国际课程引进、双语或者全外语授课、课程内容的国际比较视角、学分互认与联合培养等。四是人员流动维度,包括学生出国留学、接收国际学生、教师海外研修、引进外籍教师和专家等。五是科研与合作维度,包括国际论文合著、跨境科研项目、国际学术会议和联合实验室等。
为了测量教育国际化水平,研究者和管理部门通常采用一系列指标,如国际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外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全外语授课课程数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量、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师比例、国际合作论文占比、境外办学机构数量等。这些指标能够反映国际化的规模和结构,但对国际化的质量、深度和实际效果反映有限,因此近年来出现了从"规模指标"向"质量指标"和"影响力指标"转变的趋势。
在理论层面,教育国际化存在几种不同的解释框架。市场导向的解释强调教育服务贸易、生源竞争和人力资本回报;政治导向的解释强调软实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学术导向的解释强调知识生产的跨国合作和高等教育的普遍主义;文化导向的解释则关注文化认同、语言多样性和本土知识的保护。不同框架对国际化的评价标准并不相同,这也是相关争论的根源之一。
中国政策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国际化经历了从局部试点到全面部署的过程。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教育对外开放确立了方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公派留学、外语教育、国际学术交流逐步恢复和扩大。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扩大教育开放"单列一章,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三项任务,标志着教育国际化进入国家战略层面。[1]2016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推动沿线国家教育政策沟通、资源共享和人才流动。
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对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作出系统部署,提出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改进高校境外办学,优化出国留学工作布局,做强"留学中国"品牌,鼓励开展中外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文件还提出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支持长三角地区率先开放、先行先试,支持雄安新区打造教育开放新标杆。[2]
主要形式
人员流动是教育国际化最传统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超过800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超过600万人;与此同时,来华留学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2万名留学生在华学习。人员流动不仅带来知识和技术的转移,也带来文化和观念的交流。
中外合作办学是"引进来"的重要形式。截至2020年,经教育部批准和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近2300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近1200个。合作办学引进了境外课程、教材、师资和管理模式,推动了中方高校的课程改革。
境外办学和海外分校是"走出去"的重要形式。中国高校在近50个国家举办了100多个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涵盖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和文化交流。此外,国际中文教育通过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和在线平台推广,成为教育国际化在语言文化领域的重要载体。
课程与学分互认是教育国际化的制度基础。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高校之间开展学生交换、联合培养、暑期学校、国际暑期课程等合作,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的范围逐步扩大。在线教育的国际辐射力也在增强,一些高校面向海外学习者开放优质课程。
院校实践
在高校层面,教育国际化通常体现在几个方面:设立国际交流合作处或者国际教育学院,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建设全外语授课专业和课程,吸引国际学生;与境外高校建立伙伴关系,开展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参与国际认证和专业评估,提升学历学位的国际认可度;鼓励教师海外研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升师资的国际化水平。
在基础教育层面,教育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国际理解教育、外语教学改革、国际友好学校交流和国际课程引进。2020年以后,基础教育对外开放更强调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文化自信,强调在国际比较中理解中国,而不是简单移植境外课程。
在职业教育层面,教育国际化与产教融合、企业"走出去"相结合,通过鲁班工坊、职业教育合作联盟等形式,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输出职业标准和培训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国际化路径。
问题与趋势
教育国际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规模与质量的不平衡。一些学校和地方把国际化简单等同于招收留学生、开设国际课程或者签订合作协议,追求指标和排名,忽视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和质量保障。第二个问题是"输入"与"输出"的不平衡。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国际化以引进境外资源为主,境外办学、课程输出和标准输出的能力相对薄弱。
第三个问题是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近年来,部分国家收紧留学签证、限制敏感专业合作、加强对学术交流的审查,国际教育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疫情也使跨境流动一度受阻,在线教育和"在地国际化"成为替代性选择。第四个问题是文化认同与教育主权。过度依赖境外课程和教材可能削弱学生的文化认同,如何在开放中保持教育主权和文化主体性,是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趋势看,教育国际化正在从"数量扩张"转向"内涵发展",从"单向引进"转向"双向互动",从"人员流动"转向"课程、标准、治理"的多维合作。在地国际化、数字化国际化、区域教育一体化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对中国而言,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提升教育质量、维护教育安全、增强国际影响力,仍是教育国际化需要长期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