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式
图式(schema)是认知心理学用以描述知识组织方式的核心概念,指个体在过往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某一类事物、事件或情境的结构化知识单元。它既不是某个具体的记忆痕迹,也不是一套成文的规则,而是一种抽象的框架,规定了哪些信息值得注意、信息之间如何关联、面对不完整的输入时又应当如何补全。人之所以能在纷乱的感觉材料中迅速认出“这是一家餐馆”“这是一场面试”,很大程度上依赖头脑中预先存在的图式。自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把这一概念引入记忆研究以来,图式一直是解释知觉、理解、记忆与推理如何受既有知识引导的关键工具,也是连接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的一条共同线索。
概念的源流
“图式”一词并非巴特利特首创。在他之前,神经病学家亨利·黑德在讨论身体姿态与空间定向时已经使用过类似说法,用以指身体各部分在脑中形成的一种整合性模型。巴特利特在1932年出版的《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中借用了这个词,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图式是过去反应与过去经验的主动组织,任何新输入的信息都要被纳入已有的图式才能被理解。
支撑这一主张的,是他那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鬼的故事”实验。巴特利特让英国被试阅读一个北美原住民民间故事,故事中包含超自然的变形、灵魂归来等与英国读者常识相悖的情节,随后在不同时间间隔让被试复述。结果被试并不是逐字保存,而是系统地把故事改造成更符合自身文化预期的样子:离奇的情节被删去或合理化,模糊的细节被替换为熟悉的内容,故事整体变得更短、更连贯。巴特利特把这种倾向概括为“努力追求意义”,并指出记忆本质上是一个建构过程,而非对原件的复制。
几乎在同一时期,皮亚杰在儿童研究中使用了法文的“图式”一词,但侧重有所不同。他关心婴儿如何通过吸吮、抓握等反复的动作建立起最初的行为图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同化与顺应两种机制不断修正。同化是把新经验纳入已有图式,顺应则是修改图式以适应新经验。巴特利特关注成人记忆中的文化框架,皮亚杰关注儿童认知结构的发生与演变,两条线索后来在信息加工心理学中逐渐汇合。[1]
图式的类型与层级组织
图式并不只有一种形态。研究者通常按所概括的对象把它分为若干类:关于他人特质的人物图式,关于社会角色应有何种行为与期待的角式图式,关于某一类事件典型流程的事件图式,以及关于自我的自我图式。事件图式在20世纪70年代被进一步形式化为“脚本”,用来解释人如何几乎不假思索地完成“进餐馆点菜”这类程序性活动:进门、等位、看菜单、点单、用餐、付账,每个环节都有默认的动作与台词,一旦某个环节被打断,人立刻会察觉“不对劲”。[2]
图式之间还存在层级关系。较为抽象的上级图式涵盖范围广而细节少,较为具体的下级图式则包含大量可执行的信息。以“鸟”为例,概括的层级只保留羽毛、喙、会飞等少数特征,更具体的层级则可能细分出水鸟、猛禽、鸣禽各自的典型形态与习性。当人面对一个新对象时,往往先激活较抽象的图式做出大致归类,再根据需要调用更具体的层级。这种由粗到细的激活方式,使认知系统能够在信息有限的条件下迅速给出可用的解释,而不必等到掌握全部细节才行动。
图式怎样影响加工
图式对信息加工的影响贯穿知觉、编码与提取的全程,且往往自动发生。在知觉阶段,图式充当过滤器,决定哪些特征被优先采样;在编码阶段,它为新信息提供挂靠的钩子,与图式一致的内容更容易被整合进长时记忆;在提取阶段,它又参与重建,用默认值填补记忆中缺失的部分。正因为如此,回忆常常是“重构”而非“回放”。
这种重构有两类典型偏差。其一是锐化,即与图式核心相符的细节被保留甚至夸大;其二是均化,即与图式不符或难以归类的细节被削弱、省略或改写。巴特利特实验中被删去的超自然情节,正是均化的表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图式还能诱发对从未发生事件的“记得”,即虚假记忆。当被试被反复暗示某个符合其生活脚本的细节时,往往会在事后确信自己亲眼见过。这一现象在目击证词研究中具有直接的法律意义,也提醒人们:记忆的生动与记忆的准确并不是一回事。
图式带来的效率同样真实。它让人无需从零分析每一个情境,就能快速理解语句、预测事件走向、协调社会互动。可以说,图式是一种以准确性换取速度的认知策略,其代价是在信息与预期冲突时容易产生系统性误判,其收益则是在绝大多数常规情境中保持高效与稳定。
发展与个体差异
图式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经验积累不断分化与重组。儿童早期的图式粗糙而具体,往往围绕少数几个高频情境展开;随着接触范围扩大,图式逐渐抽象化,能够跨情境迁移。发展研究者关心的正是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由孤立到联结的转变,以及它在语言、游戏与问题解决中的表现。
个体差异同样显著。在某一领域经验丰富的人,其图式比新手更精细、层级更清晰,能够识别出新手看不见的模式。国际象棋大师之所以能一眼记住复杂棋局的布局,并非因为其记忆容量更大,而是因为头脑中储存了大量关于棋型与战术的图式,可以把零散的棋子组织成有意义的单元。这一解释把专长研究从“天赋”转向了“知识结构”,对教育与职业训练都有启发。[3]
争议与批评
图式理论的影响力与其受到的批评几乎同样持久。最集中的质疑是概念过于宽泛:从感觉运动到文化观念,几乎任何知识结构都可以被称为图式,这种无所不包使得它难以被证伪。当一个现象被图式解释,而图式本身又只能通过该现象来推断时,论证便带有循环的意味。
第二个问题是测量困难。图式被假定为抽象的、内隐的结构,难以直接观察,研究者只能通过回忆偏差、反应时或启动效应等间接指标推断其存在,不同研究之间的操作定义差别很大,结论的可比性因而受限。巴特利特实验本身也因程序不够标准化、被试数量有限而受到方法学上的重新审视,其部分结论在后来的严格实验中只得到有限支持。
第三个挑战来自理论竞争。20世纪后期,联结主义与分布语义模型主张知识以大量单元之间的加权联结存储,而非以离散的图式为单位;情境认知则强调知识嵌于具体情境与活动中,反对把知识抽离为头脑中的静态框架。这些视角并未否定图式所描述的现象,却动摇了它作为唯一解释的地位。较温和的立场认为,图式是一个有用的中层描述,适合概括规律,但不宜被当作最终的机制说明。[4]
应用与评价
在教育领域,图式概念直接推动了“先行组织者”与“背景知识”教学策略:在阅读一篇陌生主题的文章前,先激活或补充相关背景,能显著改善理解与记忆。阅读研究者发现,理解困难往往不在于字词解码,而在于读者缺乏与文本内容相匹配的内容图式,这一发现改变了对“读不懂”的诊断方式。
在临床心理学中,图式被用来解释情绪障碍的维持机制。认知治疗把抑郁与焦虑部分归因于适应不良的认知图式,如“我不值得被爱”“世界充满危险”,这些图式在早期经验中形成,此后过滤信息、放大符合其内容的证据。针对人格障碍的图式疗法进一步把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作为干预靶点,试图在更深的层面上重塑个体的核心信念。
在社会认知中,刻板印象被理解为关于社会群体的图式,它简化了对他人信息的加工,也带来了偏见与歧视的风险;在人机交互的设计中,界面是否符合用户关于“按钮应当在哪里”“操作应当如何反馈”的既有图式,直接影响可用性。
评价图式这一概念,应当承认它的双重性。作为描述性工具,它成功地把“知识如何组织”这一抽象问题变得可以讨论、可以实验;作为解释性理论,它因边界模糊而常被批评为“什么都能解释,因而什么也没解释”。但正是这种介于描述与解释之间的地位,使它成为认知科学中少见的、能横跨多个分支的通用语言。它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提供一个精确的模型,而在于提醒研究者:人的知觉与记忆从来不是被动接收,而是始终被既有知识所塑造。[5]
参考资料
- ↑ Cognitive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4年访问
- ↑ Jean Piaget,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Memor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