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
语言(language)是由语音或文字符号按一定规则组织起来、用以承载与传递意义的符号系统,也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认知能力。作为一种社会约定,语言使个体得以把私人的经验转换为可被他人理解的形式,使知识能够跨个体、跨世代地积累。语言既是思维的重要工具,又是记忆得以组织、情绪得以表达、文化得以延续的载体。心理学研究语言,关心的不是某一种具体语言的历史演变,而是人如何习得、理解与产生语言,语言的单位与规则在人脑中如何被表征,以及语言与认知、社会交往之间如何相互塑造。这一领域通常称为心理语言学,与语言学、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都有交叉。
语言的结构层次
语言可以从几个层次来剖析。最底层是语音,即语言用来区别意义的声音单位,一种语言里真正起辨别作用的音位数量有限,不同语言对连续的声音进行切分的边界并不相同,这使母语者听外语时会把陌生的音并入自己熟悉的类别。往上是语素,是承载意义的最小单位,词由语素构成,句由词构成,但语言的规则绝非简单的线性拼接,而是具有层级嵌套的结构。
语法包括词法与句法两部分,规定词如何变形、句子如何组合。句法的核心特征是递归,即同一结构可以自我嵌套,把一句话嵌入另一句话,理论上可以生成无限长的句子。语义处理符号与所指、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意义关系,语用则关注语言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包括言外之意、会话的默契与礼貌的考量。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传达截然不同的意图,这一层面往往最难以形式化,也最能体现语言的社会性。[1]
语言获得的三大取向
儿童如何在短短数年内掌握母语,是心理语言学最核心的问题,围绕它形成了三种长期对峙的取向。行为主义取向把语言习得视为刺激与反应的强化过程,认为儿童说出的话因得到回应而被巩固,模仿与及时强化是主要机制。这一解释贴近日常观察,却难以说明儿童为何能说出从未听过的句子,也难以解释他们为何会在某个阶段系统性地犯下规范之外的“过度泛化”错误,把不规则变化套用到规则形式上。
先天论取向由乔姆斯基代表,他主张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获得装置,儿童之所以能凭有限的语言输入掌握复杂的语法,是因为头脑中预置了普遍的语法原则,后天经验只起触发与参数设定的作用。支持这一立场的论据包括语言发展的阶段性、关键期现象以及语言能力相对独立于一般智力的观察。批评者则指出,“普遍语法”的具体内容始终难以确证,且它低估了儿童所处的丰富语言环境与社交互动的作用。
互动取向试图调和二者,强调语言是在社会交往中、借助成人的支架与儿童的认知发展逐步建构起来的。成人对幼儿说话时特有的简化、夸张与重复,为学习提供了结构化的输入;儿童先掌握的是具体的词与惯用表达,再逐步从中抽象出规则。这一取向把语言获得放回真实的关系之中,提醒人们,脱离交往去谈天赋或强化,都可能遗漏最关键的一环。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与思维孰先孰后、谁决定谁,是延续已久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塑造思维,即所谓的语言相对论,主张不同语言在词汇与语法上的差别会引导使用者以不同方式切分世界、记忆事件。关于颜色词、空间方位与语法性别的跨语言研究,确实报告过一些与语言范畴相呼应的认知差异,为这一立场提供了部分支持。
但更强的版本,即语言决定思维且不可翻译,普遍被认为难以成立。批评者指出,许多认知能力在缺乏相应语言标签时依然存在,婴幼儿与非人动物也能完成相当复杂的分类与推理;跨语言差异往往温和而非绝对,且在需要时可以被策略性地克服。较为稳妥的结论是:语言会影响思维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需要快速分类、记忆与传递信息的场合,但它不是思维的唯一载体,更不是思想的牢笼。[2]
脑与语言:失语症的启示
语言的大脑基础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病理观察被揭示的。19世纪的临床报告发现,大脑特定区域的损伤会导致选择性的语言障碍:有的患者能理解却难以流畅说出,有的则说话流利却听不懂、答非所问。这些分离现象提示,语言的产生与理解依赖不同但相互连接的脑区,语言并非均匀分布在整个大脑,而是有相对专门化的神经基础。
近代的脑成像技术扩展了这一图景。研究显示,语言加工会调动一个分布式的网络,涵盖颞叶、额叶及皮层下结构,且不同层次的任务激活的模式各有侧重。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功能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儿童左半球受损后,右半球往往能部分代偿语言能力,而成年后的损伤则较难恢复,这与关键期的观念相呼应,也提示语言的神经基础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定型的。
争议与未解问题
除上述争论外,语言研究中还有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一是语言能力的特异性:语言究竟是独立于其他认知的专门模块,还是建立在一般的学习、统计与社交能力之上?双方都能援引证据,模块论强调语言障碍可以与一般智力分离,通论则强调语言习得所用的统计学习机制在其他领域同样发挥作用。
其二是关键期的边界与机制。青春期前后语言习得能力的显著下降被广泛观察到,但对“过了关键期就再也学不好”的强断言,学界持谨慎态度。成人在词汇与句法上仍能取得相当进步,只是口音与某些细微的语感较难达到母语水平,这说明所谓关键期更可能是一条渐变的曲线,而非一道硬性的门槛。其三是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如何在个体身上实现,宏观的语言差异如何转化为微观的认知习惯,仍缺乏清晰的机制说明。
应用
语言研究的应用遍及多个领域。在教育上,对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解影响了读写教学与双语教育的设计,也提示早期语言环境的质量对后续学业有长远影响。在临床上,失语症、发展性语言障碍与阅读障碍的评估与康复,都以语言加工的正常模型为参照。在技术领域,语言的可计算化为机器翻译、语音识别与语言模型奠定了基础,而这些系统在处理歧义、语境与常识时的困难,反过来印证了人类语言能力的复杂。
对普通人而言,理解语言的层次结构与语用性质,有助于识破偷换概念、诉诸情绪等话语操控,也能让人更自觉地意识到,同一句话在不同关系中可能承载完全不同的分量。语言既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权力的场域,这一双重性使它的研究始终超出纯粹认知的范围。[3]
参考资料
- ↑ Language Acquisition,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Cognitive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