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迁移
培训迁移(transfer of training)指个体在一项学习或训练中获得的知识、技能、态度与策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带到另一种情境、任务或岗位之中并继续发挥作用。它关心的问题不是学习者在课堂上记住了多少,而是学过的东西能否在真实工作中用得上、用得久、用得活。由于培训的最终目的通常是改善实际表现,培训迁移被视为衡量教育与培训成效的核心指标,也是教育心理学与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共同关注的课题。[1]
概念界定与基本类型
迁移的分类有多条线索。按效果方向,先前学习促进新任务掌握的称为正迁移,干扰新任务学习的称为负迁移;按情境远近,在新情境与训练情境高度相似时发生的称为近迁移,在结构差异较大的情境中发生的称为远迁移;按水平高低,同一难度层次之间的迁移称为水平迁移,由较低层次原理向较高层次应用的称为垂直迁移。此外还有顺向迁移与逆向迁移之分,前者指先前的学习影响后续学习,后者指后续学习反过来改变已有知识的意义。这些区分并非文字游戏,它们对应着不同的机制与不同的测量方式,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培训在课堂上效果很好,到了岗位却迅速衰减。
需要强调的是,迁移并不总是一件好事。负迁移在技能学习中相当常见:旧设备的操作顺序、旧软件的快键习惯、旧行业的话术,都可能在新环境中变成阻碍。正因如此,培训设计不能只追求“讲得像”,还要有意识地安排辨别与对比,让学习者看清新旧情境的边界在哪里。把负迁移纳入视野,是迁移概念区别于一般“学习效果”概念的重要之处。
理论沿革
对迁移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初。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与伍德沃斯通过知觉与记忆实验提出“相同要素说”,认为迁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两种任务共享相同的刺激—反应要素,共享的成分越多,迁移越明显。这一观点带有鲜明的联结主义色彩,它把迁移看成具体元素的自动重叠,而不承认存在可以普遍训练的心智官能,因而也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形式训练说”——那种认为背诵拉丁文可以普遍增强记忆力的主张。[2]
与桑代克不同,贾德(Charles Judd)在20世纪初的折射实验中发现,掌握光学折射原理的儿童能够把原理用到水下靶标的任务上,而没有掌握原理的儿童只能靠反复试误。他因此提出“概括化说”,强调迁移的关键不是元素相同,而是学习者从经验中概括出一般原理,并能把它推广到新情境。格式塔心理学家则进一步提出“关系转换说”,认为迁移取决于个体对情境中关系格局的把握,而不是对具体刺激的反应。三条路线分别强调元素、原理与关系,构成了迁移研究早期的基本框架。
20世纪后半期,认知取向把迁移放回信息加工过程之中。“迁移适当加工”的观点认为,训练时的加工方式与迁移任务所要求的加工方式越一致,迁移越容易发生;“编码特异性”则提醒人们,记忆与技能的可提取性依赖于编码时的情境线索。这些看法把迁移从“内容是否相同”的问题,转为“过程是否匹配”的问题,也使教学设计开始重视练习的多样性与情境的逼真度。晚近的情境学习理论更进一步,主张知识与它被使用的情境不可分割,学习应当在实践共同体中发生,这一立场对“先学后用”的传统顺序构成了挑战。
机制与影响因素
迁移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受任务、学习者与环境的共同制约。任务层面,最直接的因素是相似性:刺激相似与反应相似都会影响迁移的方向和强度,相似到一定程度时正迁移明显,过度相似又可能诱发负迁移,例如旧的操作习惯在新设备上造成误操作。学习者层面,能否识别新旧情境之间的共同结构、能否把具体经验上升为可迁移的原理、是否具备足够的元认知与自我调节能力,决定了迁移的深度。练习的变式尤其重要,只在单一条件下反复练习,容易形成情境绑定的技能;在多种条件下练习,则更可能提炼出稳定的规则。
环境层面的影响常被低估。培训结束回到岗位后,是否有应用新技能的机会、上级是否支持、同事是否认可、绩效制度是否奖励新做法,都会显著改变迁移的实际发生。研究者据此提出培训迁移的系统模型,把学习者特征、培训设计与工作环境并列为三类输入,认为迁移是三者交互的结果,而不是培训本身的单独产物。这一转向意味着,提高迁移不能只改课程,还要改岗位设计与组织氛围。[3]
在此基础上,动机因素也被纳入解释。学习者若看不到新技能与自身目标、职业发展的联系,即使掌握了也很少主动使用;反之,当新行为能带来胜任感与认可时,迁移更可能持续。可见迁移不仅是“能不能”的问题,也是“愿不愿”和“有没有机会”的问题,三者缺一不可。
测量与评估
迁移的测量比一般人想象得复杂。较严格的做法是设置迁移任务,在学习结束后间隔一段时间施测,比较训练组与对照组的表现差异;任务与训练情境的相似度高,测的是近迁移,相似度低则测的是远迁移。由于远迁移任务往往需要学习者自行提取原理并重新组合,其成绩通常更低,也更能区分教学设计的优劣。测量时机的选择同样关键,刚结束时的测量反映的是短时保持,数周或数月后的测量才更接近真实使用中的迁移。
在培训评估实践中,柯克帕特里克(Donald Kirkpatrick)提出的四层次框架影响最广:反应层看学员的主观感受,学习层看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行为层看岗位行为的改变,结果层看组织绩效的改善。严格说来,只有行为层与结果层才真正涉及迁移,而这两层恰恰最难测量,因为它们受岗位条件、时间跨度与绩效指标的多重干扰。因此不少评估退而求其次,用自评问卷或主管评分代替客观绩效,这虽然便于操作,却也削弱了结论的说服力。[4]
争议:远迁移是否可能
迁移研究中最持久的争论,是远迁移究竟有多普遍。支持者认为,掌握抽象原理与策略能够跨越领域发挥作用;怀疑者则指出,大量实验显示迁移范围狭窄,一旦任务表面特征改变,先前学习的效果便急剧减弱。围绕“大脑训练”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商业化的认知训练宣称能普遍提升智力与学业表现,但多项严格评估发现,训练带来的改善大多局限于所训练的具体任务,向日常认知功能的迁移证据薄弱。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形式训练说”以新的面貌重现。若迁移真的只发生在高度相似的任务之间,那么教育中“为迁移而教”的口号就需要重新理解:不是指望学生把一种能力自动搬用到所有领域,而是通过多样化的例子、显式的原理教学与反思性练习,帮助学生建立可辨认、可调用的知识结构。近年来的研究更倾向于一种折中立场——远迁移并非不可能,但它罕见、有条件,且高度依赖学习者是否被教会如何抽象与反思。
应用与评价
在组织培训中,迁移视角改变了课程设计的重心。有效的做法通常包括:让练习任务尽量贴近真实工作、在培训中安排变式与干扰情境、用行动学习与复盘把课堂内容与岗位问题连接起来、在培训后设置应用计划与跟进辅导。管理者的角色也被重新定义,从“送人去上课”变为“为应用创造条件”,例如安排实践机会、提供反馈、在绩效评价中承认新行为的价值。
在教育领域,迁移概念支撑了“为理解而教”的主张。教学若只停留在例题与标准答案,学生容易形成“题目一变就不会”的困境;若能围绕大概念组织内容、用类比与对比揭示结构、鼓励学生解释自己的思路,迁移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评价上,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于它把注意力从“学过了没有”转向“用得上没有”,使培训与教学不再以课堂考核为终点。它的局限也同样明显:迁移的测量高度依赖任务设计,不同研究之间的结论往往难以直接比较,而真实工作情境中的迁移又掺杂了动机、机会与组织支持等难以分离的因素。正因如此,迁移研究至今仍在“严格可控”与“贴近现实”之间寻找平衡。
参考资料
- ↑ Learning Theor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Operant Conditioning,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4年访问
- ↑ 中国心理学会官网,中国心理学会,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