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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改进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学校改进是指学校为更有效地实现教育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校内学习条件和相关内部条件,提升办学质量和学生发展水平的持续过程。它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实践策略,关注学校如何通过自我诊断、规划、行动、反思和制度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侧重于测量学校之间差异的学校效能研究不同,学校改进更关注学校“如何变好”以及“如何保持变好”。

概念界定

学校改进的经典定义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持的国际学校改进计划:学校改进是一种系统而持续的努力,目的是改变学校中的学习条件及其他相关的内部条件,最终更有效地实现教育目标。这一定义强调三个要点:一是“系统而持续”,即改进不是零散的活动,而是有规划、有步骤、长期坚持的过程;二是“学习条件”,即改进的核心是教与学,而不是外在的形式;三是“内部条件”,即改进必须触动学校的组织文化、制度安排和人员能力。

后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学校改进的内涵。有学者把学校改进理解为一种教育变革的战略手段,既能提高学生成绩,也能增强学校应对变革的能力;有学者强调学校改进是渐进的、参与者众多的文化演变过程,需要为教师提供理解变革、调整角色的时间;还有学者把学校改进与学校效能研究结合起来,主张以效能研究提供知识基础,以改进研究提供行动策略。

学校改进不同于学校发展。学校发展包括外延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外延式发展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内涵式发展指在现有条件下挖掘内部潜力、建立发展机制。学校改进主要指向内涵式发展,强调“生成”而非“利用”,即通过学校自身的努力形成发展动力、氛围和态势。

研究沿革

学校改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学校改进计划是重要标志,该计划组织多国研究者合作,探索学校层面变革的条件、策略和过程。早期研究关注“要不要改进”,方法上强调外部控制和方案实施,对学校内部因素和教师认同关注不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校效能研究兴起,研究者通过识别“有效学校”的特征,回答“改进什么”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学校改进与学校效能研究相互影响,校本管理、学校发展计划、有效学校项目大量出现。但早期改进项目往往偏重方案移植,忽视学校文化和教师专业发展,效果难以持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学校改进研究进入新阶段。研究者认识到改进需要“内外部并重”:一方面重视学校内部的组织、文化、课程和教学变革,另一方面重视政府政策、外部支持和问责。学校改进与学校效能的结合更加紧密,出现了“学校效能与学校改进”的整合研究取向。同时,专业学习共同体、数据驱动决策、校本课程开发、教师行动研究等理念和方法被广泛引入。

进入二十一世纪,学校改进研究更加关注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研究者提出,学校改进不能只靠个别项目或个别校长,而要建立学校层面的改进能力,包括共享的领导、协作文化、专业学习、数据使用和外部网络。改进的重心也从“实施改革方案”转向“建设改进能力”,从“单所学校”转向“学校群体”和“区域系统”。

主要模式

学校改进的实践模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以下几类。第一,校本改进模式。以学校为改进主体,通过学校自我评估、发展计划制定、项目行动和反思总结,解决学校自身的问题。这一模式强调学校的自主性和教师的参与,但需要学校具备较强的诊断和规划能力。

第二,外部支持模式。由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高校或第三方机构为学校提供诊断、培训、咨询和资源支持,帮助学校制定改进方案并实施。外部支持可以弥补学校专业力量不足,但若外部力量主导过度,容易导致“被改进”,难以形成内生动力。

第三,数据驱动改进模式。以学生学业数据、课堂观察数据、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诊断学生学习困难和教学问题,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并通过持续监测检验效果。这一模式强调证据和反馈,但需要学校具备数据素养和数据分析能力,避免“唯数据”倾向。

第四,专业学习共同体模式。以教师协作为核心,通过集体备课、课例研究、教学观摩、反思对话等方式,促进教师专业学习和教学改进。专业学习共同体强调共享价值观、协作文化和持续学习,是学校改进的重要载体。

第五,系统改进模式。把学校改进放在区域教育系统中考虑,通过集团化办学、学区治理、城乡学校共同体、对口帮扶等机制,推动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共同改进。这一模式强调系统协同和资源统筹,适合解决单所学校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实践

在中国,学校改进既有本土实践传统,也受到国际研究的影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小学普遍开展校本教研、教学改革实验和学校管理改革,强调从学校实际出发解决教育教学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学校发展规划、校本课程开发、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学校文化建设等实践广泛兴起,学校改进逐渐从零散的经验探索走向有规划的制度建设。

2017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各地组织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对标研判、依标整改”,切实做到“一校一案”,全面改进和加强学校管理工作。这一政策把学校改进与标准化管理结合起来,使学校改进有了明确的标准依据和操作路径。[1]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强调坚持“五育”并举、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化关键领域改革。这为学校改进指明了方向,即改进不能只停留在管理层面,而要深入到课程、课堂和评价。[2]

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建立县域、学校、学生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强调结果评价与增值评价相结合、综合评价与特色评价相结合、自我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这为学校自我诊断和改进提供了工具,也推动学校从“被评价”转向“用评价改进”。[3]

近年来,集团化办学、学区治理、城乡学校共同体等机制的发展,使学校改进从“单校改进”走向“群体改进”。优质学校通过管理输出、教师交流、联合教研、课程共享,帮助薄弱学校和新学校改进;同时,薄弱学校也在合作中获得发展机会。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强调完善学区治理体系、推进集团化办学,带动薄弱学校提高管理水平、深化教学改革、增强内生动力。[4]

问题与反思

学校改进在实践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其一,运动化。部分地区把学校改进当成阶段性活动,靠行政推动、集中检查、材料汇报来推进,活动结束后改进随之停止,难以形成长效机制。

其二,形式化。一些学校的发展规划、改进方案由少数人代写,内容空泛,与学校实际问题脱节;改进措施停留在口号和制度文本上,没有进入课堂和教师日常教学。

其三,外部控制过强。教育行政部门、评估机构、集团总校等外部力量如果包办过多,学校容易产生依赖,失去自主改进的动力。学校改进需要外部支持,但最终要落实到学校自身的能力建设上。

其四,证据不足。部分学校改进依赖经验判断和主观感受,缺乏对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管理的数据分析,难以判断改进措施是否有效,也难以根据反馈及时调整。

其五,负担过重。学校改进需要教师参与规划、教研、反思和记录,如果与日常教学脱节,或者检查评比过多,就会增加教师负担,反而影响改进效果。

其六,可持续性不足。学校改进往往依赖校长个人的理念和能力,一旦校长更换,改进项目可能中断。如何把改进成果制度化、文化化,使之成为学校的常态,是学校改进面临的核心难题。

发展趋势

面向未来,学校改进呈现几个趋势。第一,从“项目改进”走向“能力建设”。学校改进不再追求短期项目成果,而是着力培养学校的自我诊断、规划、实施和反思能力,使改进成为学校的组织习惯。

第二,从“单校改进”走向“系统改进”。学校改进越来越强调区域统筹、集团协同、学区合作和城乡共同体建设,通过资源流动和知识共享,推动学校群体的共同改进。

第三,从“经验驱动”走向“证据驱动”。随着教育质量监测、学业评价、课堂观察和数据分析工具的发展,学校改进更加重视证据,强调基于数据诊断问题、基于证据选择策略、基于反馈调整行动。

第四,从“管理改进”走向“育人改进”。学校改进的最终目的是学生发展,因此改进的重心将从制度建设、环境改造转向课程教学、师生关系和育人方式,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第五,从“封闭改进”走向“开放改进”。学校改进越来越借助高校、教研机构、社区、家长和第三方专业力量,形成多元参与的改进网络。这种开放性能为学校带来新的资源和视角,但也需要学校保持专业判断,避免被外部利益裹挟。

参考资料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