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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效能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学校效能是指学校在实现教育目标、促进学生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实际效果和达成程度,也指学校合理利用教育资源、改进教育过程、使学生获得相对其起点而言更大进步的能力。学校效能研究关注“什么样的学校更有效”“学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有多大”“如何测量和评价学校效能”等问题,是教育管理、教育评价和学校改进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

概念界定

学校效能是一个多维概念,学界对其界定大体有三种取向。第一种是目标达成取向,认为学校效能是学校达成预定教育目标的程度,评价指标包括学生学业成就、升学率、行为表现等。第二种是资源利用取向,认为学校效能是学校合理配置和利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大产出的能力。第三种是增值取向,认为学校效能是学校使学生实际发展水平超过其入学起点所应达到水平的程度,强调学校对学生成长的“净影响”。

这三种取向各有局限。目标达成取向容易导致以分数和升学率论英雄;资源利用取向容易把教育简化为投入产出;增值取向虽然较为公平,但对测量技术和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因此,现代学校效能评价通常综合使用多种取向,既看结果,也看过程;既看绝对水平,也看进步幅度;既看学生学业,也看综合素质。

学校效能与学校效率、学校效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校效率强调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学校效益强调教育活动的社会和个人收益,学校效能则更强调学校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对学生发展的实际影响。三者共同构成学校办学水平的评价维度。

研究沿革

学校效能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1966年,科尔曼等人发表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调查报告,指出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大于学校条件的影响。这一结论引发了关于“学校是否有用”的激烈争论,也促使研究者去寻找那些在相似生源条件下仍能使学生取得较好成绩的“有效学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埃德蒙兹等学者通过研究城市贫困地区的优秀学校,归纳出有效学校的若干特征,包括强有力的教学领导、对学生的高期望、强调基本技能、安全有序的学校环境、经常监测学生进步等。这些研究挑战了“学校无所作为”的悲观结论,奠定了有效学校运动的基础。[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校效能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和国际化。英国学者莫蒂默等通过大规模实证研究,识别出学校层面的多个效能因素,涉及领导、教师参与、教学组织、学习关注、家长参与和学校氛围等。荷兰学者舍伦斯、克雷默斯等构建了多层面的教育效能模型,把效能因素分为情境、学校、课堂和学生四个层次,强调课堂层面的教学行为对学生成绩的直接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学校效能研究与学校改进研究逐渐融合。研究者认识到,仅仅识别有效学校的特征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帮助学校变得有效。于是,效能研究为改进提供知识基础,改进研究为效能提供行动策略,形成了“学校效能与学校改进”的整合取向。进入二十一世纪,增值评价、多层线性模型、纵向追踪研究等方法的发展,使学校效能研究更加精细化和科学化。

主要观点

学校效能研究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校对学生发展具有可测量的影响。虽然家庭背景影响很大,但学校层面的因素,如领导、教学、期望、氛围、时间安排等,仍能对学生的学业进步产生显著影响。学校并非无能为力,关键在于学校是否具备“效能特征”。

第二,效能是相对的、增值的。判断一所学校是否有效,不能只看学生的绝对成绩,而要看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进步。生源质量不同的学校,其效能不能简单比较。增值评价通过控制学生入学时的学业水平、家庭背景等因素,估算学校对学生进步的贡献,因而被视为更公平的效能评价方式。

第三,效能是多层次的。学校效能不仅取决于学校层面的组织和管理,也取决于课堂层面的教学质量和学生层面的学习投入。领导者、教师、学生、家长都是效能系统的组成部分。只改学校制度而不改课堂,或只改课堂而不改学校支持系统,都难以持续提升效能。

第四,效能与公平可以统一。有效学校研究最初关注的是贫困家庭学生能否在学校获得更好的发展。研究表明,高期望、高质量教学、安全有序的环境和紧密的家校合作,能够帮助弱势学生取得更大进步。因此,提升学校效能也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

第五,效能需要证据支持。学校效能研究强调用数据说话,通过学业测试、课堂观察、问卷调查、纵向追踪等方法收集证据,避免仅凭经验或印象判断学校优劣。

评价方法

学校效能评价的方法主要有目标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和同行评价等。目标评价以学校预定目标为参照,考察目标达成情况,操作简便,但容易导致目标窄化和数据造假。增值评价以学生进步幅度为参照,通过统计模型估算学校效应,较为公平,但对数据质量和模型设定要求较高。

综合评价把学生学业、品德、身心、审美、劳动等多方面发展纳入评价,同时考察学校管理、教师队伍、课程教学、校园文化等过程性因素,力图全面反映学校效能。同行评价则由教育专家、校长、教师等对学校工作进行专业判断,弥补量化评价的不足。

在中国,学校效能评价逐渐与教育质量评价改革结合。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提出注重结果评价与增值评价相结合,既要关注合格程度,又要关注进步程度、努力程度;注重综合评价与特色评价相结合,既要关注整体成效和全面发展,又要关注特色发展和个性发展。这一政策为学校效能评价提供了制度框架。[2]

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探索用“增值”思路评价学校。例如,通过比较学生入学成绩与毕业成绩,计算学校的“进步指数”;通过控制生源结构,比较同类学校的教学效能;通过“绩能系数”等方法,把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业成绩结合起来,评价教师和学校的教学效能。[3]

中国实践

中国对学校效能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教育管理学、教育评价学的发展,学校效能概念被引入大陆学界,研究者开始关注有效学校的特征、学校效能的影响因素、学校效能与学校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台湾学者吴清山等对学校效能的内涵、指标和评价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两岸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政策层面,中国虽然没有单独使用“学校效能”这一概念,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校标准化建设、学校管理标准、教育质量评价、增值评价等政策实践,都包含提升学校效能的追求。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的建立,为学校效能研究提供了大规模数据基础。监测覆盖语文、数学、科学、体育、艺术、德育等领域,通过追踪学生发展状况,为判断学校和学生进步提供依据。

在学校层面,提升效能的主要做法包括:加强教学领导,明确学校发展目标;提高课堂效率,改进教学方法;建立高期望,关注每一个学生的进步;营造安全、有序、支持的学校氛围;加强教师专业发展,形成协作文化;密切家校合作,争取社区支持。这些做法与有效学校研究的核心特征高度吻合。

争议与反思

学校效能研究也面临不少争议。其一,效能测量的公平性。增值评价虽然控制了部分生源因素,但仍难以完全排除家庭背景、同伴效应、学校招生政策等影响。不同模型可能得出不同结论,学校排名的稳定性受到质疑。

其二,效能指标的窄化。部分评价过于依赖学业成绩,忽视学生品德、身心健康、创造力、社会情感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容易导致学校“为评而教”。如何构建多维、科学的效能指标,仍是难题。

其三,因果推断的困难。学校效能研究试图回答“学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但学校、教师、学生、家庭之间相互作用复杂,很难建立严格的因果关系。观察性数据容易受到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的干扰。

其四,效能与改进的脱节。识别高效能学校特征,不等于知道如何让其他学校变得高效。若效能研究只停留在“贴标签”“排名次”,而不能转化为学校改进的知识和策略,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其五,效能压力的副作用。过度强调效能和问责,可能导致学校追逐短期指标、排斥困难学生、压缩学生休息和活动时间,背离教育的育人本质。

面向未来,学校效能研究需要更加关注教育公平、学生全面发展和学校改进的实质关联,发展更科学的增值评价和多维评价方法,避免把学校效能简化为分数排名。同时,应加强效能研究与实践的对话,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学校可操作改进策略,真正服务于每一所学校的质量提升。

参考资料

  1. ↑ 学校发展的要素和策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
  2. ↑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3. ↑ 如何用好综合评价和增值评价,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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