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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体育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广义体育,在中国体育学界通常与“体育运动”同义,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与教育过程。它把体育教育、竞技运动(竞技体育)和身体锻炼(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三部分纳入同一范畴,被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与专指学校体育教育过程的“狭义体育”相对,广义体育强调的是体育作为一种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整体性。[1][2]

概念界定

在中文语境中,“体育”一词承担着多重含义。广义体育的表述通常包含四个要素: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为直接目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长远指向,以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功能。这四者共同构成了广义体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边界。按照这一定义,一堂学校体育课、一次社区健身活动、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组织形式、参与人群和竞技水平相去甚远,却都可以归入广义体育的范围。

广义体育的落脚点是“社会活动”与“教育过程”的统一。它既包含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过程,也包含以健身、娱乐、康复、社交为动机的自发身体活动;既指向个体的身体发展,也指向社会文化层面的建设。正因如此,体育学在讨论研究对象时,往往把广义体育视为一个由人、身体活动、组织制度和观念文化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动作集合。[1]

从外延上看,广义体育覆盖了三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接的领域。其一是教育领域的体育,即以课程和课外活动为载体的学校体育;其二是竞技领域的体育,即以训练和比赛为载体的竞技运动;其三是生活领域的体育,即以健身、休闲、康复、社交为载体的社会体育。三者在目标上分别指向“育人”“争胜”和“健康”,在评价方式上分别侧重“达标”“名次”和“参与”,但共享同一套身体练习的手段体系。

与广义体育相对的“狭义体育”,主要指各级各类学校中传授身体锻炼知识、技术和技能,培养道德与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即通常所说的体育教育。二者的关系是包含关系:狭义体育是广义体育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广义体育的历史起点和制度基础;广义体育则在狭义体育之外,把竞技运动与大众健身一并纳入视野。[2]在教学与研究中,这一对概念的区分有助于避免讨论对象游移——谈课程与教学时用狭义,谈事业与产业时用广义。

日常语言中的用法更能说明这种层次差异。家长说“孩子的体育不好”,指的往往是体育课成绩或体质测试;媒体说“体育迷”,指的通常是竞技赛事的观众;社区说“开展体育活动”,指的则是健身锻炼。同一个词在不同场景中自动切换所指,说明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并非学者的凭空构造,而是语言实践本身就有意无意作出的分层。也正因为如此,在正式的学术写作和政策文本中,明确界定所指对象,是讨论得以推进的前提。

词语源流

“体育”是一个外来词。学界一般认为,18世纪中叶法国报刊开始使用“éducation physique”(身体教育)讨论儿童教育问题,1762年卢梭在《爱弥儿》中系统阐述了顺应自然的身体教育思想,主张通过跑、跳、投掷、爬越等自然动作发展儿童的身体与感官。此后该词经德语、英语世界传播,逐渐固定为指称身体教育的专门术语,并与体操、军事训练等实践结合在一起。

19世纪末,这一概念经由日本转译传入中国,最初与“体操”“兵式体操”混用,主要用于新式学堂的军国民教育。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把“体操”列为各级学堂的必修科目,体育由此获得制度化的课程身份。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将“体操科”正式改称“体育科”,教学内容也从兵操转向田径、球类、游戏等现代运动项目,“体育”一词自此在中文世界通行。此后近百年间,随着竞技运动、大众健身和体育产业的相继兴起,“体育”的所指不断扩张,逐渐从“学校中的一门课程”演变为覆盖教育、竞技、健身、产业、文化的综合性概念,广义体育的用法也由此定型。

历史演进

身体活动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先秦的“射”“御”被列入六艺,既是军事技能,也是贵族教育的内容;《黄帝内经》所记载的导引、按跷,开后世养生体育之先;汉代华佗创编“五禽戏”,把模仿动物的动作组合成成套练习;宋代以后,武术、蹴鞠、捶丸、龙舟、摔跤等民间活动在城乡广泛流行。这些实践虽未使用“体育”之名,却已具备强身、竞技、娱乐和教化等多重功能,构成中国体育的文化底色。

近代体育的引入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相关。洋务运动时期,新式军队和学堂引入兵式体操;维新派把“尚武”视为国民精神改造的一环;20世纪20年代以后,自然体育、国术体育等思潮相继传入,田径、球类运动在教会学校和城市青年中普及。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中国开始参与国际体育组织;1932年刘长春只身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被纳入国家事业的整体规划。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同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组建;1954年,《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正式公布,以达标测试的方式推动群众性体育锻炼;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体育逐步形成竞技体育优先突破、群众体育同步推进的格局。1984年重返奥运会,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2022年举办北京冬奥会,中国成为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国家。与此相应,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体育法治等议题陆续进入国家政策议程,广义体育的制度内涵不断丰富。

构成与形态

按中国体育界通行的划分,广义体育由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大众体育)三部分构成。三者目的不同、组织形式不同,却共同支撑起国家体育事业的整体框架。[1]

学校体育是广义体育的基础环节,指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通过身体活动增强学生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术、技能,培养学生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过程。它以体育与健康课程、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与竞赛为主要形式,具有鲜明的规范性和教育性,承担着培养运动习惯、奠定终身锻炼基础的任务。

竞技体育亦称竞技运动,指为最大限度发挥人在体格、体能、心理和运动能力方面的潜力、以取得优异竞赛成绩为目的而进行的科学、系统的训练和竞赛活动。它追求运动成绩的极限,具有激烈的对抗性、严格的规则性、广泛的国际性和较强的功利性,是现代体育中最具观赏性和传播力的部分。

社会体育又称群众体育、大众体育,指人们为强身健体、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目的而开展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它覆盖面最广、参与门槛最低,是体育生活化的主要载体。三者之间并非彼此隔绝: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输送后备人才,也为群众体育培养锻炼者;竞技体育以高水平赛事和明星效应引领社会体育风尚;群众体育则为竞技体育提供社会基础和人才土壤。

属性与功能

广义体育具有生物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三重属性。生物性体现在它对人体形态、机能、素质和适应能力的改造作用,这是体育区别于其他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社会性体现在它总是依托一定的组织形式、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展开,受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制约;文化性则体现在它承载着规则意识、公平观念、团队精神和审美趣味,是文化传承与价值塑造的载体。

在功能层面,体育的健身功能最为直接。规律的身体活动可以改善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和身体成分,降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风险,这一结论已被运动流行病学的大量研究所支持。教育功能体现在意志品质、规则意识和协作能力的培养上,学校体育因此被视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功能表现为体育产业对消费、就业和城市发展的带动,竞赛表演、健身休闲、场馆服务、体育用品制造构成产业链的主要环节。政治与外交功能则集中体现在大型国际赛事所承载的国家形象展示与国际交往之中,“乒乓外交”即是常被引用的案例。文化功能则通过仪式、符号、偶像和记忆,把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认同。

中国的实践

在中国,广义体育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整体布局。1995年颁布、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确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立法宗旨,并把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纳入法治轨道,明确每年8月8日所在周为体育宣传周。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目标,明确要求提高全民健身水平、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做大做强体育产业。[3]

2021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等具体指标,并把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为主线。[4]这些文件共同勾勒出广义体育在当代中国的基本格局:以全民健身为基础,以竞技体育为引领,以体育产业为支撑,以学校体育为根基,形成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体育发展体系。

在管理体制上,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统筹全国体育工作,教育部门负责学校体育,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及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承担相应的社会组织职能。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格局,是广义体育在中国得以规模化推进的制度条件。[5]

产业维度的政策起点通常被追溯到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提出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的目标,并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试图打通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在竞赛、训练、师资、场地等方面的壁垒,使学校体育真正成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这一改革取向表明,广义体育的内部三个部分正在从“并行”走向“融合”。

学术讨论

广义体育概念在学界并非没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把竞技运动、学校体育与大众健身笼统归入“体育”,容易模糊三者在目标、评价方式和运行逻辑上的差异,主张在研究和政策文本中分别使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等限定性概念。另一种意见认为,正因为三者共享“以身体活动为手段”这一核心特征,才需要一个上位概念来统摄,广义体育的整合功能不可替代。

跨语言比较也带来新的问题。英语中的“physical education”对应狭义的体育教育,“sport”对应竞技运动,“physical activity”则指向更宽泛的身体活动,三者并不能与中文“体育”一一对应。这种语义上的不对等,使得中国学者在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时,往往需要在“sport”“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activity”之间作出细致区分。近年来,随着“身体活动”“久坐行为”等概念引入,广义体育的研究边界进一步向公共卫生领域延伸,体医融合正是这一趋势的政策化表达。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各国对广义体育的组织方式差异明显。欧美国家多依托俱乐部体系和学校体育联盟,政府以税收政策、场地规划和公共卫生项目间接介入;北欧国家的体育联合会与地方政府合作紧密,志愿者组织承担了大量基层活动;东亚国家则在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与大众体育的公共服务之间寻求平衡。无论采取何种模式,体育都被视为一项兼具公共福利属性与产业属性的复合型事业,单一依靠政府或市场均难以支撑其运转。

当代体育还面临一系列新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发布的《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指南》中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活动,儿童青少年则应保持每天平均60分钟的中高强度活动。这一指南把体育从“运动技能”的范畴推向“健康行为”的范畴,也使体育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的衔接变得更为紧迫。与此同时,职业体育的商业化、赛事举办的环境成本、运动员权益与反兴奋剂治理、青少年过早专业化训练带来的伤病风险,都超出了传统体育教育的解释范围,需要体育学、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协同回应。

另一类争论集中在边界的扩张上。电子竞技是否属于体育,长期存在分歧:支持者强调其竞技性、规则性和产业化程度,反对者则强调体育必须以大肌肉群的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类似的讨论还出现在智力运动、机器人竞赛等新兴项目上。这些争论实际上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广义体育的“广”,究竟应当以手段界定,还是以功能界定。目前学界尚无一劳永逸的答案,较为务实的做法是在具体语境中说明所指,而非执着于唯一正解。

参考资料

  1. ↑ 1.0 1.1 1.2 大学生体育与健康(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电子教材平台
  2. ↑ 2.0 2.1 对体育的认知,江苏大学体育部
  3.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19-09-02
  4. ↑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21-08-03
  5. ↑ 国家体育总局政府信息公开,国家体育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