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体育
学校体育,指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展的、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以增强学生体质、传授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培养道德与意志品质为目的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它是广义体育的基础环节,也是狭义体育的制度载体,涵盖体育与健康课程、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与竞赛、体质健康监测等若干相互衔接的部分。[1]
制度定位
在教育体系中,学校体育被列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与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并列。在体育体系中,学校体育被定位为“基础”:它面向全体学生,覆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学段,是培养运动习惯、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它同时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源头,也是群众体育人口的基础。
这一定位在政策文本中反复出现。2019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把“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列为目标之一;2020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把学校体育明确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2020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则提出,到2022年配齐配强体育教师、开齐开足体育课,到2035年形成多样化、现代化、高质量的学校体育体系。三份文件从不同角度确认了学校体育的双重身份——既是教育任务,也是体育事业的基础工程。[2]
课程体系
课程是学校体育的核心载体。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后,“体育教学大纲”被“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取代,课程名称由“体育”变为“体育与健康”,标志着健康教育正式进入体育课程。2011年版课程标准确立了“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性质。2022年版课程标准进一步以“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大核心素养统摄目标,并把课程内容分为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项运动技能和跨学科主题学习五个部分。[3]
课时安排上,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规定,体育与健康的课时占总课时的10%—11%,在九门国家课程中位居第三。高中阶段实行学分制,体育与健康为必修科目,通常要求修满12学分;高等教育阶段把体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修满体育学分方可毕业。
学段衔接是课程设计的难点。幼儿园阶段以游戏化活动为主,强调基本动作发展;小学阶段侧重基本运动技能与运动兴趣;初中阶段进入专项化初期,要求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高中阶段发展运动专长,形成稳定的锻炼习惯;大学阶段则强调自主锻炼能力与终身体育意识。这一“衔接链”在现实中并不顺畅,各学段教学目标、评价方式、师资专长的差异,常导致内容重复或断层。
课外活动与竞赛
课外体育活动是课程的自然延伸。中国长期推行“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具体形式包括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课、早操、冬季长跑等。2007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联合启动“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以“达标争优、强健体魄”为目标,推动学生走向操场。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提出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要求。
竞赛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也在近年加速。传统上,学校竞赛以校运会、单项比赛为主,参与面窄、竞技化倾向强。2017年以来,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排球试点、学生运动会改革相继推进;2020年体教融合文件提出整合学校比赛与U系列比赛,建立分学段、跨区域的四级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合并全国青年运动会与全国学生运动会为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这些举措意在把竞赛从“少数人的舞台”变成“多数人的课程”。
师资与条件
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质量的第一变量。按国家规定,小学、初中、高中体育教师的配备标准分别为每班每周体育课课时数除以教师工作量,实际执行中,农村学校、教学点、民族地区的缺口较大。体育教师的专业背景也影响教学质量:部分教师擅长球类,部分擅长体操或武术,学校课程能否开齐开足,往往取决于师资结构而非课程方案。
场地器材的城乡差距同样显著。城市中心城区学校普遍存在生均运动场地不足的问题,部分学校通过建设屋顶运动场、地下体育馆、与社区共享场地等方式缓解;农村学校在“全面改薄”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推动下,器材配备明显改善,但维护更新、专业指导仍跟不上。2021年《全民健身计划》提出推动学校体育场地与社会体育场地双向开放,为破解场地瓶颈提供了政策出口。
评价与监测
学校体育的评价分为学生评价与工作评价两条线。学生评价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基础,每年组织测试并上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测试结果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评定,记入学生档案。工作评价则以《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为依据,考察课程开设、师资配备、场地器材、活动开展、体质健康水平等指标,部分地区将其纳入学校办学水平评估和教育督导。
升学考试是影响学校体育最直接的制度杠杆。体育中考自20世纪90年代在部分省市试点,此后逐步扩围,分值从30分提高到50分、70分甚至更高,云南等地已把体育与语文、数学、英语并列为100分科目。体育进中考提升了学校、家长、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也带来了“考什么练什么”的应试化风险。2020年以来,政策层面提出“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启动体育素养在高校招生中的使用研究”,试图在强化刚性与避免应试之间寻找平衡。
政策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以“劳卫制”和体育教学大纲为核心,强调“增强体质、保卫祖国”。1979年,教育部、国家体委等部门召开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学校体育工作要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1990年,《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颁布,确立了体育课、课外活动、课余训练、场地器材等基本制度。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体育纳入素质教育框架。2007年中央7号文件把青少年体质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实施体育中考”等要求。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并把学校体育的功能表述为“以体育智、以体育心”。
问题与改革
学校体育长期面临三重矛盾。其一是“重视”与“落实”的矛盾:政策文件层级不断提高,但课时被挤占、毕业班停课的现象依然存在。其二是“安全”与“质量”的矛盾:一旦发生运动伤害事故,学校往往承担较大压力,导致部分学校降低运动强度、拆除器械,形成“三无体育课”。其三是“普及”与“提高”的矛盾:面向全体的课程与面向少数人的课余训练如何衔接,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
改革的方向大体有三条。第一条是课程改革,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推行“教会、勤练、常赛”的教学模式,把比赛纳入日常教学。第二条是制度衔接,通过体教融合打通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在赛事、师资、场地、注册等方面的壁垒,建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条龙”的人才培养通道。第三条是评价改革,把过程性评价、技能运用、健康行为纳入学生体育素养评价,同时以体质健康监测倒逼学校改进教学。三条路径能否形成合力,取决于地方财政投入、师资供给和部门协同的实际状况。
参考资料
- ↑ 大学生体育与健康(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电子教材平台
- ↑ 体育总局 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09-22
- ↑ 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