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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人类学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研究文化如何塑造人格、情绪、认知与自我,也研究个体心理过程如何生成与维持文化形式。它不问"人类心理的普遍规律是什么",而问"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心理过程以何种形态出现、又反过来支撑了怎样的社会秩序"。这一取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名义确立,战后逐步制度化,至今仍是理解文化—心理互动最完整的田野传统。[1]

形成

奠基者是弗朗茨·博厄斯及其学生。博厄斯以因纽特人与北美西北海岸的田野工作反驳种族决定论,主张人的心理差异主要由文化而非体质决定。这一立场在两次大战之间被他的学生推向具体研究:米德1928年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以萨摩亚少女的青春期说明青春期危机并非生理必然;本尼迪克特1934年的《文化模式》用尼采的术语把文化分为"日神型"与"酒神型",认为每种文化从人性的弧线中选取一段加以褒扬,其余部分则被压抑。[2]

同时期,精神分析进入人类学。卡迪纳提出"基本人格结构",认为共同的早期养育经验塑造出群体共享的人格核心,再由制度投射出去;沙皮尔则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切入,强调个体在文化中的位置不是被动的。1940年代,"心理人类学"一词开始使用,1970年代正式成立专业学会,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核心命题

文化与人格。早期研究假定文化会塑造出可辨识的人格类型,如"夸扣特尔人的竞争性""普韦布洛人的节制"。这一假定后来被修正:人格类型的群体同质性远低于预期,文化更多提供的是情境脚本与价值优先序,而非统一的人格模板。

情绪的文化建构。人类学者发现,许多情绪词汇无法直译。塔希提人的"musu"、伊隆戈人的"liget"、日语中的"甘え",指向的是特定关系结构中才会出现的体验。这引出一个持续争论:基本情绪是否跨文化普遍,抑或情绪本身就是文化实践的产物。折中的看法是,生理唤醒层面存在共通性,而情绪的识别、命名、表达规则与情境意义由文化提供。[3]

自我与关系。心理人类学对"自我"的研究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许烺光比较中国、美国与印度,提出"情境中心"与"个人中心"的对照;马尔库斯与北山后来把这一思路提炼为独立型与互依型自我建构,成为跨文化心理学最常被引用的框架之一。近年研究进一步细分,区分关系型、集体型、家族型等不同形态,并指出同一社会中不同情境会激活不同的自我面向。

认知的文化基础。认知人类学关注分类、颜色命名、空间参照与民间生物学的跨文化差异,证明看似自然的知觉范畴也经过文化编码。

方法

田野工作是根本方法,通常包括长期参与观察、语言学习、生活史采集与关键报道人访谈。为了把个案与可比较的数据连接起来,研究者还使用:主题统觉测验等投射工具(跨文化使用存在争议);儿童养育方式的系统记录;跨文化档案比较,如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以及近年兴起的文化共识分析、实验民族志与跨文化实验,把实验室范式搬到田野现场。

方法论上的自觉是这一领域的特色。研究者普遍承认,民族志知识由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共同生产,因此需要交代自己的位置、语言能力与翻译策略,这一反思被称为"表征危机"之后的常规要求。

中国研究

心理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在中国学术中有着自己的脉络。许烺光在《美国人与中国人》与《宗族、种姓与俱乐部》中提出,中国社会的组织原则是"情境中心"而非"个人中心":个体依关系网络的亲疏远近调整行为,家庭、宗族构成心理安全的基础。他晚年用"心理社会稳态"概括这一机制,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个体与群体的心理平衡。这一思路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相互呼应,成为解释中国人社会行为最常被引用的两个概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本土心理学运动在台湾与香港兴起,杨国枢等人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主张先厘清"关系取向""面子""人情""缘分"等本土概念,再建立测量工具,而非直接把西方量表译成中文。这一运动推动了华人心理学对"关系主义"的系统研究,也引发了关于本土化与国际化如何兼容的长期讨论。翟学伟对面子与权力的分析、黄光国对人情与工具的区分,都是这一脉络中的代表作。

当代中国大陆的心理人类学研究更多以民族心理与社区研究的形式出现,涉及少数民族的育儿习俗、宗教生活与心理健康、城镇化过程中的代际关系变迁等议题,方法上仍以长期田野为主,与心理学系的量表传统保持距离。

争论

米德与弗里曼之争。1983年,人类学者弗里曼重访萨摩亚,依据多年田野材料指控米德误信报道人、低估了当地社会的竞争与暴力,结论不可靠。争论持续十余年,涉及译员可靠性、田野时长、以及"用后来的社会状况反驳早先记录"是否成立的史学问题。多数评论认为双方各有方法瑕疵,但它彻底动摇了"一次田野即可定论"的信心。

文化与生物性。心理人类学长期偏文化一侧,招致"忽视生物基础"的批评。近二十年的文化神经科学与基因—环境交互研究试图补足:文化实践会改变神经活动模式,而气质差异又会筛选文化输入,两者是循环而非单向关系。

普遍性与相对性。若一切心理现象都由文化建构,跨文化批判的立足点何在;若存在普遍人性,又如何解释差异的深度。多数当代研究者采取中间立场:承认有限的基本过程,把差异定位于这些过程被调用、组合与解释的方式。

影响

这一领域的方法与发现已经渗入多个相邻学科。依恋研究在跨文化比较中发现,安全型依恋的比例与表现随育儿安排而变,早期以欧美中产家庭为样本建立的常模因此受到修正。文化神经科学借用心理人类学的对照设计,比较不同文化被试在自我参照、痛苦共情与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脑活动差异,把"文化塑造心理"的命题落到神经层面。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学则从中获得对育儿习俗的宽容视角:把某种养育方式判为"不当"之前,需要先理解它在当地生活中的功能位置。

参考资料

  1. ↑ The Nature of Personality: Genes,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Science,2005年。
  2. ↑ Patterns of Culture.,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1936年。
  3. ↑ Soul and Mind: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Ethnopsychology and Cultural History,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89年。

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