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民族学
心理民族学是以民族或族群为单位研究心理与行为的学科取向,关注不同民族在认知、情绪、人格、社会交往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及其成因。它与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跨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三者关系密切,差别主要在侧重点:民族心理学偏重语言、神话、习俗等集体精神产物,心理人类学偏重田野个案与文化人格,心理民族学则更多承担比较与描述的任务,常被视为跨文化心理学的欧洲前身。[1]
学科源流
"民族心理学"这一名称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语学界出现。1860年,拉扎勒斯与施泰因塔尔创办《民族心理学与语言学杂志》,主张民族的精神生活不能由个体心理学推演,必须作为集体现象单独研究。威廉·冯特在晚年把这一设想系统化,写成十卷本《民族心理学:对语言、神话与习俗发展规律的探讨》(1900—1920),认为语言、神话与习俗是"集体心理"的三类客观表现,心理学若要完整,就必须超出实验室中的个体。[2]
冯特的纲领在德语世界影响有限,在英语世界则通过人类学扩散。博厄斯学派把"文化塑造心理"的命题带入田野,二战期间"民族性格"研究因战争需要而兴盛,学者受命分析敌国与盟国的国民性。战后,这一路研究因刻板化倾向而饱受批评,逐渐让位于以量表与实验为基础的跨文化心理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跨文化心理学完成制度化:专业期刊创刊、国际学会成立、测量等值方法成熟,心理民族学的比较传统被吸收进这一新框架。[3]
核心议题
客位与主位(etic 与 emic)。这是学科的方法论枢纽。客位指从外部设定的、假定普适的范畴,主位指从文化内部成员视角出发的本土范畴。争论在于:人格测验、情绪分类、智力定义这些工具本身是否已经携带了特定文化的假设。墨西哥等地的本土心理学运动主张先建立主位概念体系,再谈比较,否则比较的只是研究者的投射。
民族性格。二十世纪中期,研究者用访谈、投射测验、儿童养育方式分析来刻画"国民性",如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研究。这类工作提供了生动的整体图景,但方法上把民族当作同质整体,忽略内部差异,且容易把观察者的价值判断包装成科学结论,因此在1970年代后基本被放弃。
自我建构与思维方式。当代研究更多聚焦具体机制。马库斯与北山把自我区分为独立型与互依型,解释东西方在自我描述、归因与动机上的系统差异;尼斯贝特等人的研究显示,东亚被试更倾向整体、关系性的知觉,欧美被试更倾向分析、类别性的知觉,且这种差异在眼动与脑活动中都能观察到。
中国人的性格研究
中国是民族心理研究中被反复书写的对象。明恩溥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以二十七条特征描述清末社会,影响广泛,也带有明显的传教士视角;鲁迅曾多次谈及此书,既承认其观察的锐利,也批评其立场的偏颇。此后,中外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与心理学角度持续讨论"国民性",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这一潮流在战争与救亡的背景下带有强烈的自我反省色彩。
1980年代以后,研究取向发生转变。杨国枢等人在台湾推动本土化运动,用实证方法检验"家族主义""关系取向""社会取向"等概念;大陆学者则更多从社会心态与社会变迁入手,关注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跨文化比较研究也提供了新证据: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上,中国样本的均值随年代推移发生移动,提示所谓国民性并非恒定,而是随制度与生活条件变化。
方法
传统方法以田野观察、生活史与民俗文本分析为主,强调语言原义与本地范畴的优先性。现代方法则以量表、实验与多组比较为主,核心难题是测量等值:同一道题在不同文化中是否测量了同一个心理量。为此发展出构念等值、测量单位等值、标量等值三个层级的检验程序,只有在等值成立之后,均值比较才有意义。近年还广泛使用文化启动范式,在实验室内临时激活被试的某一文化框架,以分离文化效应与样本效应。[4]
与民族学的关系也需要澄清。传统民族学以族群的体质、语言、物质文化与亲属制度为对象,心理民族学则只取其中的心理面向;两者共享田野方法,但问题不同。当代民族学普遍对"民族"范畴本身持建构主义立场,认为族群边界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非天然单位,这一立场对心理民族学构成挑战:若族群本身是流动的,以其为单位的心理比较就必须交代分类的依据,也需要说明样本在地域与阶层上的分布,否则"民族"就成了掩盖内部差异的笼统标签。
争议
第一是样本偏差。心理学主流文献的受试者长期集中于欧美发达社会的受教育人群,这类样本被概括为"怪异样本",其在公平、合作、空间推理等任务上的表现并不代表人类整体,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普遍规律"需要重新检验。
第二是生态谬误。以民族均值为单位描述心理特征,会掩盖群体内部远大于群体之间的变异;把均值差异解读为"某民族如何如何",在统计与伦理上都站不住。
第三是政治风险。民族心理研究在历史上曾被殖民行政、种族主义与战争宣传利用,这一污点使后来的研究者在概念使用上格外谨慎,宁可讨论"文化框架"与"生态情境",也避免回到本质化的民族性话语。
与相邻学科的分工
心理民族学、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三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并不清晰。跨文化心理学以检验既有理论的普适性为目标,通常在多个文化中施测同一套工具,比较均值与结构;文化心理学认为心理过程本身由文化实践构成,因而主张从实践出发重建理论,而非把文化当作一个调节变量;心理民族学则保留了民族志的描述传统,重视每个民族的内部逻辑与历史脉络。三者的分歧本质上是方法论立场的分歧:比较、建构与描述,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也各有其盲点。当代的折中做法是:先以民族志确立本土范畴,再据此设计可比较的工具,最后用多组模型检验等值,把描述、建构与比较串成一条链,而不是让三者互相替代。
参考资料
- ↑ Soul and Mind: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Ethnopsychology and Cultural History,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89年。
- ↑ Ueber Ziele und Wege der Volkerpsychologi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887年。
- ↑ Contributions of Mexican Ethnopsychology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Etic-Emic Dilemma in Personality,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1998年。
- ↑ Picturing ethnopsychology: A colonial psychiatrist’s struggles to examine Javanese minds, 1910–1925,History of Psychology,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