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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发展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心理发展(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指个体从受精卵到生命终结,其认知、情绪、社会性与人格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有规律的变化。研究这一过程的分支学科是发展心理学,它既关心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也关心变化为何发生、由什么推动、在什么条件下会偏离常规。与只描述“某个年龄的孩子会什么”不同,心理发展研究要回答的是机制问题:哪些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哪些需要经验塑造,早期经历的影响能否被后来的环境弥补。

这一领域之所以在心理学中占据特殊位置,是因为它把两个最难调和的问题摆在了同一张桌面上:生物成熟与后天教养各自贡献多少,以及发展究竟是连续累积还是分阶段跃迁。几乎每一种发展理论,都是对这两个问题的某种回答。

学科的形成与早期路线

对儿童的系统观察在19世纪后期才成为专门工作。德国生理学家普莱尔依据对自己孩子的逐日记录写成《儿童心灵》,被视为儿童心理学的奠基之作;美国心理学家霍尔在20世纪初发起儿童研究运动,把问卷与统计引入对儿童兴趣、恐惧与游戏的研究,使这门学问从哲学思辨转为经验调查。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几条互相竞争的路线。格塞尔提出成熟势力说,认为发展主要由基因决定的时间表驱动,他著名的双生子对照研究让一对爬梯能力相近的婴儿接受不同时间的训练,结果显示提前训练并不能让婴儿更早掌握爬梯,从而支持了“成熟先于训练”的判断。与之相对,华生从行为主义立场宣称环境可以塑造一切,他与雷纳在1920年报告的婴儿恐惧条件化实验,试图证明情绪反应可以经由经典条件作用习得。这两条路线分别把天平压向遗传与环境一端,其后的争论大体都在这两端之间摆动。[1]

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今天很少有研究者再问“遗传还是环境”这种二选一的问题,更有意义的是问两者如何交互。行为遗传学用双生子与收养设计把群体中的个体差异分解为遗传、共享环境与非共享环境三部分,结论大体一致:多数心理特质都有中等程度的遗传度,但遗传度描述的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范围内的差异来源,不能理解为“某个人的某特质有多少比例由基因决定”。

交互作用至少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基因与环境的关联:父母的基因既影响孩子的气质,也影响他们为孩子营造的环境,因此“环境”本身部分地是遗传的产物。其二是差别易感性:某些基因型或气质类型对环境的敏感度更高,在不利环境中表现更差,在有利环境中却可能表现更好,所谓“兰花与蒲公英”的比喻即指此。其三是表观遗传:早期的营养、压力与照护经验可以改变基因表达,而不改变基因序列,这为“早期经历留下长期印记”提供了生物学通道。

连续积累还是阶段跃迁

连续论者把发展看作技能的逐步累加,像把砖一块块砌上去;阶段论者则认为发展会经历质的重组,每一阶段都有独特的组织形式,阶段之间的过渡不是量的增加而是结构的替换。弗洛伊德的性心理阶段、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阶段、皮亚杰的认知阶段,都属于后者。阶段论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能解释为什么同一时期的多项能力会同时发生变化,最大弱点在于它假定阶段是普遍且顺序固定的。

经验研究给出的图景更接近“局部阶段、整体连续”。某些能力确实表现出跨文化的相似顺序,例如语言习得中从咿呀语到单词句再到多词句的推进;但阶段之间的界限远比理论描述的模糊,同一儿童在不同任务上可能处于不同水平,倒退与跳跃都很常见。更合理的表述是:发展既有累积,也有重组,重组发生在某些关键能力上,而非整台机器同步换挡。

关键期与敏感期

关键期概念来自洛伦兹对幼鹅印刻的观察:孵化后的一段短暂时窗内,幼鹅会追随首先看到的移动物体,一旦错过这个时窗,追随行为就难以形成。这一发现被移用到人类发展,一度产生“某些能力错过关键期便永久丧失”的强主张。

后续研究把“关键期”修正为“敏感期”。两者的区别在于,敏感期内环境的影响最大,但窗口并非完全关闭,事后补偿仍有可能,只是效率下降。人类语言习得是被讨论最多的例子:幼年失去语言输入的机会,日后再学母语会格外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对机构养育儿童的追踪研究提供了另一类证据:早期剥夺与后续的认知、依恋问题相关,然而被安置到稳定家庭之后,不少儿童出现明显的追赶,且追赶程度与离开机构时的年龄、安置后的环境质量有关。这说明早期经验重要,但并非不可逆的判决。[2]

毕生发展的视角

把发展等同于儿童期,是20世纪中期以前的普遍做法。巴尔特斯等人提出的毕生发展观改变了这一格局,其要点可以概括为几条:发展贯穿整个生命,成年与老年同样有发展与衰退;发展是多方向的,某些能力下降的同时另一些能力可能上升;发展具有可塑性,训练与经验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轨迹;发展受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不同出生队列的成长条件不同;发展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需要生物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共同参与。

在这一框架下,老年心理学关注的老年期不再被简单描述为“全面退化”。晶体智力依赖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往往保持稳定甚至继续增长;流体智力依赖加工速度与工作记忆,较早出现下降。巴尔特斯提出的选择、优化与补偿模型进一步说明,面对资源减少,个体会主动收缩目标范围、把精力集中在少数领域,并用替代策略弥补损失,这正是许多老年人在专业领域仍能保持高水平的原因。

研究方法与当代争议

发展研究的方法受制于一个根本困难:年龄、出生年代与测量时间三者共变,无法同时独立。横断研究在同一时点比较不同年龄的群体,速度快但容易把代际差异误认为年龄差异;纵向研究追踪同一批人,能看个体变化,却耗时且受练习效应与样本流失困扰;序列设计把两者结合,试图分离年龄效应与队列效应,是目前较受推崇的方案。

当代争议集中在三处。其一,样本的代表性:大量结论来自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城市中产家庭,能否推广到其他文化尚存疑问,而跨文化研究确实发现,某些被视为普遍的发展里程碑在别的养育环境中并不以同样方式出现。其二,婴儿能力的评估:习惯化与去习惯化范式显示婴儿比皮亚杰所设想的更早具备某些知识,但这类范式测量的是“看起来的预期”,能否等同于真正的理解仍有争论。其三,可重复性:部分经典效应在大样本重复中效应量缩小,促使研究者更谨慎地对待单一研究的结论。这些争议没有削弱心理发展的核心问题,反而使回答它们的方式变得更加严格。[3]

参考资料

  1. ↑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2. ↑ Erik Erikson,Simply Psychology,2024年访问
  3.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