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
教育产业是指以提供教育服务及教育相关产品为核心,由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教育科技企业与教育服务机构等组织构成的产业集合。它既包括直接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部分,也包括为教育活动提供设施、教材、技术、评价与后勤保障的关联部分。教育产业概念强调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即教育部门同样存在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能够创造服务价值并吸纳就业;但承认教育的产业属性并不等于把教育全面商业化,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与教育服务的经营属性之间存在明确界限。
概念界定
教育产业概念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狭义上,它主要指学校举办的企业、科技类与服务类的校办产业,以及教育培训、留学服务等市场化教育服务;广义上,它泛指运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运用市场机制提供教育服务的各种业态,包括民办教育、教育出版、教育装备、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后勤服务等。
研究者从产品属性角度对教育服务作了区分:教育服务具有事业性与产业性双重特征,对于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应当以市场为供给主体,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则主要由政府保障。基于这一区分,可以将市场上各类以盈利为目的而提供教育服务与产品的企业、机构和组织的集合称为教育服务产业。[1]
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教育属于第三产业。教育产业的产出不是有形商品,而是受教育者知识技能与劳动能力的提升,以及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研成果,这决定了教育产业具有生产与消费同步、质量难以事先观测、外部性显著等区别于一般产业的特殊性。
提出背景与理论依据
教育产业概念的兴起与人力资本理论、第三产业理论及公共管理改革密切相关。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教育从单纯的福利性事业转变为具有生产性的投资部门;第三产业理论将教育纳入服务业范畴,为把教育视为产业提供了分类依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推行高等教育市场化与新公共管理改革,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比例,强化大学与工商界的联系,加强私立高等教育的作用,教育服务的产业属性由此得到更充分的显现。[2]
在中国,教育产业概念的讨论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之后。当时教育界围绕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学校办学模式与运行机制展开广泛讨论;九十年代末,在内需不足、教育经费紧张、教育供给不足的背景下,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并引发了持续多年的理论探索与政策争论。研究者回顾指出,这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政府举办的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该不该改造为以提供教育服务来获得利润的企业式经营主体,涉及的是教育事业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3]
产业构成与业态
当代教育产业的业态日益丰富。第一类是教育服务本体业态,包括校外培训机构、营利性民办学校、国际教育集团等,直接向学习者提供教学服务。第二类是教育科技业态,包括为教育系统及培训机构提供工具、内容、平台、软件、硬件、技术和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涵盖在线课程平台、智能学习设备、教育管理系统与人工智能辅助教学产品。第三类是教育衍生业态,包括教材教辅出版、教育装备制造、考试评价服务、研学旅行、教育咨询、教育资产运营与教育投融资服务等。研究者将上述供给主体概括为三类:为社会提供教育教学服务的校外培训机构、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国际教育集团;为教育系统提供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的教育科技企业;以及提供战略咨询、教育资产运营与教育投融资服务的教育咨询公司与教育投资机构。[4]
从需求侧看,居民教育消费的持续增长为教育产业提供了市场基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二〇二五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三千四百八十九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四,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一点八,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型消费的扩张带动了教育相关产业的发展。[5]
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之辨
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是两个需要严格区分的概念。教育产业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主张发展教育服务产业以扩大供给、满足多样需求;教育产业化则指在教育经费不足的背景下,围绕学校创收、经营、转制、收费、产权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改革思路,其极端形态是把学校办成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中国教育主管部门曾多次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并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学者进一步指出,发展教育服务产业并不是要推动教育产业化。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教育服务产业指向的是市场上以盈利为目的提供教育服务与产品的企业集合,而教育产业化涉及的是要不要把政府举办的教育机构改造为以提供教育服务获得利润的企业式经营主体。将二者混为一谈,容易导致对教育产业属性的误判,也不利于教育服务业的健康发展。[6]
功能与作用
教育产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扩大教育供给,民办学校与培训机构弥补公共教育资源的不足,为不同群体提供多样化选择;二是有利于扩大内需与促进就业,教育服务及相关产业吸纳大量从业人员,教育消费成为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三是推动教育技术创新,教育科技企业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引入教学场景,促进教学内容与方式的变革;四是促进产学研结合,校办产业与教育科技园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但教育产业也存在明显局限。产业逻辑以利润为导向,可能与教育的公益性发生冲突;培训市场的过度竞争会加重家庭负担、加剧教育焦虑;教育服务质量难以观测,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因此,教育产业的发展必须置于政府规制与公共政策框架之内。[7]
中国的政策实践
中国对教育产业采取分类管理的思路。义务教育坚持政府办学为主,民办义务教育受到严格规范;学前教育强调普惠性,民办园占比受到调控;职业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重要方向;高等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民办高校与中外合作办学得到发展。二〇二一年规范校外培训的政策对学科类培训机构实行严格审批与收费监管,教育科技产业随之转向素质教育、职业教育与教育信息化服务。[8]
从发展前景看,教育产业的重点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研究者认为,教育服务产业应围绕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与技能更新拓展空间,同时通过标准建设、质量认证与信息公开约束市场行为,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对立统一中寻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9]
治理框架
教育产业的治理遵循分类管理原则。对学前教育,实行普惠性民办园与营利性民办园的分类,普惠园接受政府限价与补贴,营利性园按市场定价;对民办义务教育,严格控制数量与招生范围,实行公民同招、免试就近入学,防止民办学校以掐尖招生扰乱教育秩序;对民办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同时通过办学许可、质量评估与财务监管保障办学规范;对校外培训,实行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分类管理,学科类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或备案管理。
治理框架的核心是划清公共教育与非公共教育的边界。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民办教育只能起补充作用;非义务教育与选择性教育服务可以更多引入市场机制,但必须服从质量与公平的底线要求。研究者指出,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的协同供给是教育服务业的现实形态,不同供给主体应针对不同教育服务类型发挥主要作用,不能以单一主体包揽全部教育供给。[10]
参考资料
- ↑ 关成华:客观认识教育服务的产业属性,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 ↑ 关成华:客观认识教育服务的产业属性,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 ↑ 关成华:客观认识教育服务的产业属性,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 ↑ 关成华:客观认识教育服务的产业属性,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 ↑ 二〇二五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国家统计局。
- ↑ 关成华:客观认识教育服务的产业属性,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国政府网。
- ↑ 关成华:客观认识教育服务的产业属性,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 ↑ 关成华:客观认识教育服务的产业属性,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