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券
教育券又称学券,是指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凭证形式直接发放给学生或家长,由学生和家长持券自主选择经政府认可的学校,学校再凭收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办学经费的一种教育经费配置制度。教育券的核心在于改变财政拨款方式,使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从而在教育内部引入选择与竞争机制。它由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是教育市场化改革中最具代表性的制度设计之一。
概念界定
教育券是一种具有货币价值的有价凭证,代表政府为一名学生接受教育所支付的公共经费。其基本流程是:政府按生均标准向家长发放教育券;家长持券为子女选择政府认可的学校,可以选公办学校,也可以选民办学校;学校收取教育券后向政府兑换相应经费;学费高于券面值的部分由家长自付,低于券面值的余额归学校或按规则处理;政府负责审查学校办学资格,确保其达到基本办学标准。[1]
教育券的关键特征是"钱随人走"。传统体制下教育经费按学校拨付,学校只要存在就能获得经费;实行教育券后,经费随学生的选择流动,学校必须通过吸引学生才能获得资源,这就把消费者的选择权与生产者的竞争压力同时引入教育体系。教育券改变的是拨款方式而非财政投入总量,其实质是教育财政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
理论渊源
教育券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九五五年,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所收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系统提出这一设想,其基本思路是:政府有责任资助教育,但不必直接举办教育,就像政府可以给每个人发放食品津贴而不必直接经营杂货店一样;政府可以向家长发放教育凭证,家长持凭证在政府批准的学校中自由选择,学校凭凭证获得经费。[2]
弗里德曼的主张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上,强调消费者主权、自由选择与市场竞争。他认为,公立学校的垄断地位导致效率低下与回应迟缓,教育券可以打破公立教育的一潭死水,使学校之间展开竞争,同时赋予学生和家长选择学校的自由;政府的职能则限于规定学校开办标准、审查办学资格、保证最低教育质量。他还主张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行教育凭证计划,认为这是弊端最少的补贴方法,凭证不应限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同样适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公立与私立学校在同一水平上竞争。[3]
主要类型
按照适用范围与补贴方式,教育券可分为若干类型。按是否限定学校可分为通用券与限制券,前者可在公办与民办学校中通用,后者只能用于指定的学校类型;按补贴对象可分为普惠型与定向型,普惠型向所有适龄学生发放,定向型只面向低收入家庭、残障学生或薄弱学校学生;按券面价值可分为定额券与差额券,定额券面值统一,差额券根据家庭收入或学校类型调整;按是否允许家长追加付费可分为全额券与部分券。不同设计直接影响教育券的公平效应与竞争强度,也是各国教育券政策争论的焦点。
从政策目标看,教育券可以服务于不同目的:以选择与竞争提高效率的教育券、以扶助弱势群体促进公平的教育券、以支持民办教育发展扩大供给的教育券,以及以促进学校特色多样化满足多元需求的教育券。目标不同,制度设计中的准入条件、补贴标准与监管方式也相应不同。
国际实践
教育券制度提出后长期停留在理论层面,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在美国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九九〇年,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率先正式实施教育券制度,主要面向低收入家庭学生;一九九五年俄亥俄州立法机构通过克利夫兰市的教育券项目,并于一九九六年起推行;一九九九年佛罗里达州议会批准全美第一个全州性教育券实施计划。此后,亚利桑那、佛罗里达等州及华盛顿特区陆续实施不同类型项目,发放对象包括残障学生、学习困难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以及公立教育质量不达标地区的学生。除美国外,荷兰、丹麦、瑞典、智利等国也在教育领域采用了类似教育券的制度安排。[4]
教育券在国际上推行的阻力主要来自公立学校与教师工会。有分析指出,教育券使教师的"铁饭碗"可能不保,既得利益可能丧失,因而遭到公立学校及教育工会的反对;社会公众对制度实施效果也存在疑虑,加之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教育的财政支持本已较大,其中包含的利益巨大,改革难度随之增加。[5]
中国的实践
教育券在中国的探索始于二十一世纪初。二〇〇一年夏天,浙江省长兴县出台教育券使用办法,向就读民办学校的新生发放面值五百元的教育券,向就读公办或民办职业学校的学生发放面值三百元的教育券,入学后由教育局按券面金额向学校拨付经费;二〇〇二年,发放范围扩大到贫困家庭学生,全县三百余名贫困家庭中小学生分别领到面值三百元和二百元的教育券,贫困学生无一辍学。此后,浙江多个县市及杭州上城区等地相继试行,教育券在扶持民办教育、资助贫困学生与扶持职业教育等方面发挥作用。[6]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地区,教育券被用于解决随迁子女就学问题。深圳光明新区向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发放教育券,每年可获五六千元补贴,家长持券自主选择民办学校,学校凭券向公共事业部门申请经费。这一做法为公办学校分流了生源,缓解了学位紧张压力,民办学校获得了更多生源与政府补贴,家长也获得了更多择校余地,学校之间的竞争集中于教学质量与教育服务。[7]
中国教育券实践具有明显的本土特征:多以扶持民办教育、资助弱势群体与促进职业教育为目标,而非全面引入择校竞争;发放范围与标准由地方财政决定,尚未形成全国统一制度;教育券与学籍管理、民办学校审批等制度相互配套。研究者认为,中国正处于体制变革时期,民办教育正在发展,公办学校差别收费已经存在,这些条件为教育券的试验提供了空间。[8]
争议与评价
教育券的支持者认为,它通过赋予家长选择权与学校竞争压力,能够提高教育效率与质量,促进学校改进服务、回应学生需求;定向型教育券还可以帮助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优质学校,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券使财政经费的使用更为透明,减少了资源错配。
批评者则指出,教育券可能加剧教育分层,家庭信息与支付能力较强者在择校中占优,弱势群体反而可能被边缘化;民办学校为争夺生源可能采取筛选策略,把困难学生推回公办学校;教育券还可能削弱公立学校的经费基础,导致公共教育体系整体质量下降;此外,教育券的行政成本、监管难度与教育服务后果的不确定性也受到质疑。正是这些争论,使各国教育券政策在扩大选择与维护公平之间不断调整。[9]
与就近入学和择校治理的关系
教育券与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制度之间存在张力。就近入学以户籍与居住地为基础分配学位,强调入学机会的稳定性与便利性;教育券则赋予家长跨校选择的权利,可能打破学区边界。若教育券的使用范围限于本学区,其选择功能有限;若允许跨区使用,则可能加剧生源流动与学校分层。因此,各国在设计教育券时通常需要与学区制度、学校容量、交通条件与招生规则相协调。
在中国,教育券更多被定位为一种补偿性工具而非普遍的择校工具。长兴、深圳等地的实践表明,教育券主要用于扶持民办学校、资助贫困学生与解决随迁子女就学,持券者多在民办学校或职业学校之间选择,并未改变公办学校就近入学的基本格局。这种定位使教育券在扩大选择与维护义务教育秩序之间保持了平衡,也避免了全面择校可能带来的学区房炒作与教育焦虑。[10]
参考资料
- ↑ 乡村教育困境思考,人民教育出版社。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关于在长春市试行教育券的建议,长春市政协。
- ↑ 关于在长春市试行教育券的建议,长春市政协。
- ↑ 乡村教育困境思考,人民教育出版社。
- ↑ 在深圳外来工子女持教育券 每年可获补贴五六千,中国经济网。
- ↑ 关于在长春市试行教育券的建议,长春市政协。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乡村教育困境思考,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