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凭证
教育凭证是政府对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所需经费的一种票据化补助形式,通常以票证或凭单的方式发放给家长或学生,凭此在政府认可的学校支付学费,学校再凭收到的凭证向政府兑换资金。教育凭证与教育券、学券、教育凭单所指基本相同,是同一制度在不同语境下的译名;其中"教育券"侧重其代币券形态,"教育凭证"侧重其作为经费补助凭证的法律与财政性质。教育凭证制度的核心,是把政府对教育的补贴从补助学校改为补助学生,从而建立经费随人走的拨款机制。
概念与译名
教育凭证在中文文献中有多种译法,常见的有教育券、学券、教育凭单、教育凭证等,对应的外文概念为教育凭证制度。这些译名指向同一类制度安排,即政府发放具有货币价值的凭证供学生择校使用,学校凭凭证兑现公共经费。由于翻译习惯与使用场景不同,教育券一词在政策讨论与新闻报道中更为常见,教育凭证则更多出现于学术论著与财政制度分析之中。
从财政性质看,教育凭证是一种专项转移支付工具,其资金来源于公共教育经费,使用范围限定于教育服务,不可挪作他用;从法律性质看,凭证代表政府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一种经费保障承诺,持证人可以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学校;从市场性质看,凭证把教育服务的购买权交给消费者,使学校之间形成围绕生源的竞争。[1]
弗里德曼的原始构想
教育凭证制度的系统构想由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他在阐述这一制度时指出: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限度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自愿增添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由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像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2]
这一构想在制度上包含三个要点。第一,补贴对象是学生家庭而非学校,公共经费随学生流动。第二,家长拥有选择学校的自由,并可以自愿追加费用购买更高质量或更有特色的教育服务。第三,政府角色从办学者转变为规制者,只负责设定最低标准、审查办学资格与保障信息透明。弗里德曼据此主张公立学校私营化,给学校以办学自主权,认为教育可以实行市场机制,将学校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3]
凭证的类型划分
教育凭证可按多种标准分类。按适用学校范围,可分为通用凭证与限定凭证,前者可在公办、民办学校通用,后者只适用于指定类型学校;按受益对象,可分为普惠凭证与定向凭证,前者面向所有适龄儿童,后者面向低收入家庭、残障学生或薄弱学校学生;按面值确定方式,可分为固定面值凭证与浮动面值凭证,后者依据家庭收入、学校类型或教育阶段调整;按是否允许家长追加支付,可分为全额凭证与部分凭证。
不同设计对应不同的政策目标。普惠型通用凭证最接近弗里德曼的原初构想,强调选择与竞争;定向型凭证更强调对弱势群体的补偿与教育公平;限定型凭证则常用于扶持民办教育、职业教育或特定地区的教育供给。制度设计中的面值、准入、追加付费与监管规则,决定了凭证制度的实际效果。
在高等教育中的延伸
弗里德曼主张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实行教育凭证计划,认为这是弊端最少的补贴方法。具体办法是:用每年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全部税款除以每年希望得到补贴的学生人数,所得数目就是每一张凭证的金额,允许学生在所有有资格接受凭证的学校包括私立学校使用凭证;如果申请凭证的人数超过现有凭证数目,就以社会最能接受的标准分配,如根据考试测验成绩、家庭收入或其他标准。由于凭证是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补助,这种补助不应只限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同样适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公立与私立学校在同一水平上竞争。[4]
美国学者莱文进一步扩展了凭证的适用范围,提出高等教育要实行教育凭证制度,甚至主张把凭证制度用于整个义务教育后的教育,以资助终身学习。这一主张把凭证从择校工具扩展为终身学习账户的制度雏形,对后来的个人学习账户、技能账户等政策设计产生了影响。[5]
与其他资助方式的比较
与直接向学校拨款相比,教育凭证的优势在于引入选择与竞争,使经费配置更贴近学生需求,学校必须改进质量才能获得资源;其风险在于可能加剧学校间的分层与生源筛选。与直接向学生发放现金补助相比,教育凭证限定了资金用途,确保经费用于教育服务,避免挪用于其他消费;其局限在于凭证只能在认可学校使用,选择范围受供给结构制约。与助学贷款相比,教育凭证属于无偿补助,不需要偿还,更适合基础教育与弱势群体资助;助学贷款则更适合分担高等教育成本。
在中国,教育凭证的实践形态包括面向民办学校学生的补贴凭证、面向贫困学生的资助凭证以及面向随迁子女的学位补贴。浙江长兴、深圳光明新区等地的探索表明,凭证式补助可以在不改变公办教育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为特定群体提供选择性支持,并与民办教育发展、学位供给调节等政策目标相结合。[6]
争议与评价
围绕教育凭证的争论与其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支持者强调,凭证赋予家长选择权,迫使学校回应需求,能够提高教育效率与质量;定向凭证还可以补偿弱势群体,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凭证使财政补贴透明可核,便于监督。批评者则指出,凭证可能造成"撇奶油"效应,学校倾向于招收易于教育的学生,把困难学生留给公办学校;家长的信息能力与支付能力差异会使选择权在事实上不平等;凭证还可能削弱公办学校的经费基础,损害公共教育体系的整体性。
研究者普遍认为,教育凭证不是万能工具,其效果取决于供给结构、监管能力与配套政策。在民办教育发达、学校信息公开充分、质量监管有效的环境中,凭证更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在优质资源稀缺、信息不对称严重的环境中,凭证可能放大既有差距。因此,教育凭证制度的设计需要在选择自由与公平保障之间取得平衡,并通过准入标准、质量评估与弱势补偿等机制约束其负面效应。[7]
实施条件与制度配套
教育凭证能否有效运行,取决于一系列制度条件。首先是充足且可分的学校供给,如果认可学校数量有限、学位供不应求,凭证持有者实际上没有选择空间,凭证就退化为单纯的补贴。其次是可靠的质量信息,家长需要能够比较学校的办学水平与特色,否则选择容易被广告与口碑误导。再次是健全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政府既要允许符合条件的民办学校参与,也要对办学质量不达标的学校取消凭证资格。最后是稳定的财政保障,凭证面值需要与生均教育成本相匹配,并随物价与办学成本动态调整,否则学校接收凭证学生将面临经费缺口。
在财政管理上,教育凭证还要求建立相应的预算、拨付与核算制度。政府需要按实际持券人数向学校拨付经费,形成"预算跟着学生走"的机制;同时要防止学校虚报学生人数、重复兑现凭证等行为,建立学籍与凭证的对应核验系统。对跨区域使用凭证的情形,还需要明确不同地区政府之间的经费结算规则,避免因学生流动造成流入地与流出地的财政矛盾。[8]
参考资料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在深圳外来工子女持教育券 每年可获补贴五六千,中国经济网。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
- ↑ 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正,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