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工具
教育政策工具是政府及其他教育政策主体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作用于目标群体行为的具体手段、机制和技术。它回答的是“用什么办法”推进教育政策的问题,是连接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的桥梁。政策工具既包括法律、规章、命令等强制性手段,也包括财政拨款、奖励补贴等经济手段,还包括培训、指导、信息服务等能力建设手段,以及宣传、劝告、示范等引导性手段。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和组合,直接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和治理成本。
概念界定
教育政策工具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是目的性。工具服务于政策目标,工具的选择以能否有效实现目标为标准,脱离目标的工具使用没有意义。其二是可操作性。工具必须是政策主体可以实际运用的手段,具有明确的实施主体、作用对象和操作方式。其三是可观察性。工具应当能够在政策文本中识别,在执行过程中观察,在评估中被检验。
教育政策工具与教育政策目标、教育政策环境构成政策分析的基本三角。目标决定工具的方向,环境影响工具的可行性,工具反过来影响目标的实现程度。同一目标可以采用不同工具,同一工具在不同环境下效果可能迥异。因此,工具研究不仅要列举工具类型,更要分析工具与目标、环境的匹配关系。
教育政策工具也不同于教育政策举措。举措是具体的行动安排,如建设一批学校、培训一批教师;工具是行动所依托的手段类型,如通过财政投入、通过标准规范、通过能力建设。一项举措往往同时运用多种工具,一种工具也可以支撑多项举措。
理论渊源与分类
政策工具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公共政策学科。荷兰学者科臣较早尝试对政策工具进行系统归类,整理出数十种一般化工具,这是政策工具分类的开端,但其分类缺乏统一标准,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性有限。
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分类框架。施耐德和英格拉姆根据政府引导目标群体行为的方式,把政策工具分为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工具、象征和劝告工具、学习工具五类。麦克唐纳和艾莫尔根据政策作用于目标群体的机制,把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劝告性工具五类。这一分类基于对美国多个州教育改革政策的研究,关注不同工具在什么条件下最可能实现目标,在教育政策领域应用广泛。
豪利特和拉米什根据政府介入程度的高低,把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三类。自愿性工具依靠家庭、社区和市场机制,政府介入程度低;混合性工具兼有自愿和强制成分,如补贴、信息发布;强制性工具由政府直接提供或者管制,介入程度高。罗斯维尔和泽格菲尔德根据政策对供需的影响方向,把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类,这一分类常用于科技政策和教育数字化政策分析。
不同分类框架各有侧重,没有哪一种能够穷尽所有工具。研究者通常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分类框架,或者综合多种框架构建分析维度。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麦克唐纳和艾莫尔的五分法使用最为普遍,学者们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政策文本的特点,把工具细分为若干子工具,形成“政策工具—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1]
教育领域的主要类型
命令性工具,又称强制性工具或者权威工具。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禁令、许可等方式,规定目标群体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并对违反者设定处罚。教育领域的典型表现包括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入学义务、学校设置标准、教师资格制度、课程方案和教材审定制度、“双减”政策中对校外培训的规范。命令性工具权威性强、执行力度大,适用于涉及公共利益底线和基本秩序的事项,但过度使用可能抑制基层活力,增加执行成本。
激励性工具。政府通过财政拨款、专项经费、奖励、补贴、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正向或者负向的经济刺激,诱导目标群体采取政策期望的行为。教育领域的典型表现包括对乡村教师的岗位津贴和生活补助、对普惠性幼儿园的财政补助、对学生资助的奖助学金、对高校科研的经费支持。激励性工具能够改变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结构,激发内生动力,但需要稳定的财政保障和科学的分配规则,否则可能出现套利和扭曲。
能力建设性工具。政府通过培训、指导、信息提供、技术支持、组织建设等方式,提升目标群体的能力和条件,使其有能力执行政策。教育领域的典型表现包括教师培训计划、校长能力提升工程、教研指导、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学校标准化建设。能力建设性工具着眼于长期能力积累,效果显现较慢,但是政策可持续实施的基础。
系统变革性工具。政府通过调整组织结构、重新分配权力和责任、改革管理体制,改变政策实施的制度环境。教育领域的典型表现包括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管办评分离、学区制改革、县管校聘、高校分类管理。系统变革性工具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配置,变革成本高、阻力大,但能够解决深层次的制度障碍。
劝告性工具,又称象征和劝告工具。政府通过宣传、倡导、示范、典型推广、价值引导等方式,影响目标群体的观念和偏好,使其自觉接受政策意图。教育领域的典型表现包括教育家精神宣传、师德师风建设、优秀教学成果推广、教育理念倡导。劝告性工具成本低、易于实施,但约束力弱,通常作为其他工具的补充。
工具选择与组合
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政策目标的性质决定工具的基本方向:涉及底线规范的目标多用命令性工具,涉及能力提升的目标多用能力建设工具,涉及行为激励的目标多用激励性工具。目标群体的特征影响工具的接受度:学校、教师、家长、企业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不同,同一工具的效果也不同。执行机构的能力制约工具的可操作性:基层缺乏专业人员时,复杂的能力建设工具难以落地。制度环境和财政条件决定工具的可行性:财政紧张时期,激励性工具的使用空间受限。
工具组合是政策设计的关键。单一工具往往难以应对复杂的政策问题,成功的政策通常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以乡村教师支持政策为例,既通过命令性工具规定教师编制标准和待遇保障,又通过激励性工具提供生活补助和荣誉表彰,还通过能力建设工具组织国培计划和教研指导,同时通过劝告性工具宣传优秀乡村教师事迹。多种工具形成合力,才能产生持续效果。
工具组合也需要注意协调性。不同工具之间可能相互抵消,例如一方面要求学校减少检查评比,另一方面又通过专项督导增加检查事项;也可能相互强化,例如财政投入与标准规范配套,能够同时改善办学条件和规范办学行为。政策设计者需要评估工具组合的整体效果,避免政策内部冲突。
中国实践
中国教育政策实践中,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政策以命令性工具为主,通过行政指令推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调整学校布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激励性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的比重上升,专项经费、工程项目和教师培训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进入新世纪,系统变革性工具的使用增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试图从制度层面解决深层次问题。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揭示了中国教育政策工具配置的一些特征。对中国教育数字化政策的研究发现,能力建设型工具使用频率最高,指令型工具和倡导型工具次之,学习型工具和激励型工具占比较低;在能力建设型工具中,运行管理、技能培训、资源服务占比较高,主要通过加强监管审查、制定制度规范、提出指令要求等方式约束行为,通过劝诫、典型案例等方式引导观念转变。[2]
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的研究也发现,权威型工具使用较多,激励型和系统变革型工具相对不足,政策工具在实践路径上的分布不均衡。[3]这些研究提示,政策工具的选择不仅反映政策目标,也反映政策制定者的行为习惯和制度约束,工具配置的失衡可能影响政策效果。
在具体政策领域,工具组合的运用日益成熟。以管办评分离改革为例,政府通过减少行政审批、下放管理权限等系统变革性工具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通过购买服务、委托评估等激励性工具引入社会力量,通过标准制定、信息公开等命令性和信息性工具规范办学行为,通过培育专业机构、加强能力建设等工具提升社会参与能力。这种多工具协同的思路,体现了教育治理从单一行政控制向多元共治的转变。[4]
问题与发展
教育政策工具的研究和应用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工具分类的本土化不足。现有分类框架多源于西方公共政策研究,与中国教育政策的语境和制度环境存在差异,直接套用可能导致分析偏差。二是工具选择的经验化倾向。部分政策制定者习惯于使用熟悉的工具,缺乏对工具适用条件和潜在副作用的系统评估,导致工具选择与问题性质不匹配。三是工具组合的协调性不够。政策制定中部门分割、政出多门,不同政策使用的工具相互冲突,削弱了整体效果。四是工具效果的评估不足。政策实施后很少系统评估工具的实际效果,难以积累工具选择的知识和经验。五是工具创新滞后于实践。面对教育数字化、终身学习、人口结构变化等新挑战,传统工具的有效性下降,新的工具形态尚未成熟。
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加强政策工具的本土化研究,结合中国教育治理的实际,构建适合中国语境的分析框架;建立工具选择的论证制度,在政策制定阶段评估工具的适用性、成本和风险;强化政策工具的组合设计,统筹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使用的工具,避免相互抵消;开展工具效果的跟踪评估,把评估结论反馈到工具选择和设计中;探索新型政策工具,如数据治理、平台治理、信用监管、社会参与等,回应教育治理的新需求。政策工具的改进不是追求工具本身的先进,而是追求工具与目标、环境、能力的匹配,这是教育政策科学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