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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议程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教育政策议程是教育领域的公共问题引起决策者关注并被纳入正式讨论,以决定政府是否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的过程。它是教育政策过程的起点环节,连接着教育问题的社会酝酿与教育政策的正式制定。只有当学生课业负担、校外培训治理、教育评价改革等教育问题从社会议论上升为议事日程上的正式议题,后续的政策方案拟定与政策执行才有可能展开。

概念界定

政策议程概念源于公共政策学的议程设置研究。美国学者科布和埃尔德在系统研究议程建构的基础上指出,议程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社会成员认为值得关注的公共问题的清单,而政策议程则是决策者正在认真考虑、准备采取行动解决的问题集合。学界通常把政策议程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公众议程,也称系统议程,指某一教育问题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关注,人们围绕该问题表达意见、形成舆论,认为应当由政府加以解决;二是政府议程,也称正式议程或制度议程,指决策者将该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着手研究和拟定解决方案。公众议程是政府议程的前提和基础,但并非所有进入公众议程的问题都能转化为政府议程;反之,有些由政府主动提出的问题也可能未经充分的社会讨论而直接进入正式议程。在教育领域,两个层次的互动尤为明显:中小学生减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议题往往先在家长、教师和媒体中酝酿多年,再经由人大建议、政协提案、信访与舆情等渠道进入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视野。

理论基础

解释政策议程形成的理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议程设置的多模式理论。科布等学者根据议题提出者的身份和扩散范围,把议程建立的模式归纳为外在创始模式、政治动员模式和内在创始模式三种:外在创始模式由政府体系外的团体或公众率先提出问题,经由公众议程向政府议程转化;动员模式由政府领导人或执政者主动提出问题,再向社会动员以争取支持;内在创始模式则由政府体系内部的人员提出问题,问题在体制内扩散后进入决策程序。第二类是多源流理论。美国政策科学家金登于一九八四年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借鉴垃圾桶模型提出了这一框架,认为政策议程的确立源于三条源流的交汇:问题源流由指标变化、焦点事件和现行政策的反馈构成,回答哪些问题引起官员注意;政策源流是政策共同体中专家、官僚、研究人员提出的备选方案在政策原汤中不断碰撞筛选的过程;政治源流包括国民情绪、执政理念、政府机构变动等政治因素。三条源流平时各自流动,当它们在某个关键时间点耦合汇合时,政策之窗开启,政策企业家抓住时机推动议题进入决策议程。[1]第三类是间断均衡理论。该理论认为政策议程的长期演变并非匀速渐进,而是呈现长期稳定与短期剧变交替的间断均衡形态,媒体注意力的起伏和制度的正反馈机制是造成议程突变的重要原因。[2]

类型与触发机制

从议程的载体看,教育政策议程可以按决策层级分为中央议程与地方议程,按议题性质分为普及发展类、公平保障类、质量提升类和体制改革类议程。一项教育问题能否进入议程,通常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是问题的显著性与严重性。问题必须充分暴露并达到相当的规模和危害程度,如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调查数据、校外培训机构的违规经营投诉量等,才能引起广泛关注。其次是焦点事件的催化。重大考试安全事件、校园安全事故、典型舆情事件等突发事件会把潜藏已久的教育矛盾瞬间放大,成为议程启动的触发器。再次是权威主体与专家的发动。政治领导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以及教育学者的前瞻性判断,能够把尚处萌芽状态的问题及时提上日程。第四是制度化的察觉与表达机制。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教育督导报告、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以及媒体报道,构成了教育问题进入决策视野的正式管道。此外,社会价值体系的接纳程度和决策体制的开放程度也构成议程的双重关卡:偏离主流价值或与现行制度程序冲突的诉求,往往被排斥在正式议程之外。[3]

运行过程

教育政策议程的运行一般经历问题察觉、议题酝酿、议程竞争与正式确立四个阶段。在问题察觉阶段,教育矛盾通过指标数据、舆情热点和基层反映进入公众视野;在议题酝酿阶段,媒体、学术共同体和利益相关者围绕问题展开讨论,界定问题的性质与成因,推动形成公众议程;在议程竞争阶段,不同主体的议题主张相互竞争,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只有与执政理念、发展战略和政府工作重点相契合的议题才容易胜出;在正式确立阶段,问题被写入政府工作要点、规划纲要或专项改革方案,标志议程设置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议程设置并非一劳永逸,已经确立的议程可能因环境变化、注意力转移或执行受阻而中断、搁置甚至撤销,议程因此呈现出动态调整的特征。从类型上看,政策之窗可分为以焦点事件为基础的问题之窗和以政治事件为基础的政治之窗。教育领域的政治之窗常与五年规划编制、党代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政府换届等节点重合,此时政治源流最为活跃,政策企业家若能及时提出成熟方案,议题便容易进入决策。议程确立后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一项政策的出台带动配套政策陆续发布。与之相对,若三条源流尚未成熟或时机把握不当,政策之窗会迅速关闭,议题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严重的教育问题,有的在短期内获得回应,有的则长期停留在公众议程。

中国教育政策议程的实践

中国教育政策议程的设置既有与一般政策过程共同的规律,也有自身的制度特点。其一,政治源流的作用尤为突出。执政党的教育理念、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政府的工作部署,对教育议题能否进入议程具有决定性影响,重大教育政策往往与全国教育大会、党的重要会议提出的目标直接关联。其二,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国家通过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确立中长期议程,地方和学校通过试点试验为议程提供经验证据,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议题生成机制。其三,焦点事件与网络舆论的作用日益增强。以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治理为例,培训机构过度逐利、资本涌入造成的乱象长期为社会所诟病,媒体调查和舆情热点不断聚焦问题,最终推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一二零二一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将双减议题确立为重大民生政策议程。[4]同样,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能够上升为国家议程,既源于分数至上、唯升学倾向等老问题的持续积累,也得益于国家战略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学界长期的政策论证。[5]研究者运用多源流框架分析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新高考改革、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等案例,发现我国教育政策议程中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的交汇往往以政治源流为主导,政策之窗的开启时机常与重要会议、领导人关注和规划周期相吻合。

评价

政策议程研究揭示了教育政策过程的起点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它把研究目光从政策文本前移到政策问题的社会化过程,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教育矛盾长期存在却迟迟得不到回应,而有些问题则能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国家行动;多源流、间断均衡等模型为分析中国教育政策议程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并经本土化修正后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在实践层面,议程理论提示决策者重视议题的酝酿规律,健全社情民意表达和问题察觉机制,避免议程设置过度依赖偶发的焦点事件。这一领域也存在局限:议程设置的过程往往发生在决策系统内部,透明度有限,研究者只能通过文本与访谈间接还原,容易遗漏关键环节;公众议程向政府议程转化的条件在不同的教育议题间差异很大,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概括;网络舆论对议程的冲击既带来参与机会,也伴随情绪化、片面化的风险,如何把舆论压力转化为理性、科学的议程设置,仍是教育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

参考资料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