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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制定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教育政策制定是教育政策过程的中心环节,指决策主体针对教育领域的政策问题,运用一定的决策模式与程序,拟定、比较、选择并最终确立解决方案的活动过程。它上承教育政策议程,下启教育政策执行,其产出表现为法律法规、规划纲要、规章文件、行动计划等多种形式的政策文本。教育政策制定的质量直接决定教育改革的方向与成效,因而既是教育行政实践的核心内容,也是教育政策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概念界定

教育政策制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政策制定涵盖从问题确认到政策方案合法化的全过程,包括议程设置、方案设计、方案抉择与政策合法化等阶段;狭义的教育政策制定则特指方案抉择,即在若干备选方案中作出决定。教育政策制定具有区别于一般公共政策制定的显著特征:教育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价值分歧大,任何涉及入学机会、考试招生、学业负担的调整都会引发广泛讨论;教育效果的显现周期长,政策失误的代价往往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去弥补;教育政策的实施高度依赖学校和教师的专业活动,政策方案必须为基层留出必要的调适空间。这些特征决定了教育政策制定既要遵循公共决策的一般规律,又要充分尊重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

理论基础

政策科学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了多种决策模型。理性模型假设决策者拥有充分的信息与完备的理性,能够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比较其成本收益,从中选出实现目标的最优方案。这一模型为政策分析提供了理想参照,但受制于信息不完全、时间与资源有限、价值多元等现实条件,完全理性决策难以实现。美国学者西蒙提出有限理性与满意决策的概念,指出决策者往往不求最优而只求满意。针对理性模型的缺陷,美国学者林德布洛姆提出渐进主义模型,认为政策制定是在现行政策基础上作小幅、连续的调整,决策者通过与利益各方的相互调适逐步逼近目标,这一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常规时期政策的连续性,但难以说明根本性的教育变革。埃茨奥尼在二者之间提出了综视模型,主张重大变革采用综合分析、常规调整采用渐进调适,按问题的重要程度组合两种方式。此外,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把政策制定视为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在政策之窗开启时耦合的产物;垃圾桶模型则强调决策的目标、方案与参与者常常处于松散流动的状态。这些模型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理解教育政策制定的理论谱系。

内涵与构成

从构成要素看,教育政策制定包含四个基本环节。一是问题界定,即对教育问题进行诊断,明确问题的性质、范围、成因与严重程度,界定问题的方式直接决定备选方案的范围。二是目标确立,即确定政策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与衡量标准,教育政策目标往往兼顾公平与效率、普及与提高等多重价值,需要在相互张力中作出权衡。三是方案设计,即围绕政策目标拟定多种备选方案,方案设计既依靠决策机构内部的调研力量,也依赖高校、科研院所和教育智库提供专业支持。四是方案抉择与政策合法化,即按照法定程序对备选方案进行比较、论证和表决,使政策获得合法性权威。从制定主体看,教育政策制定涉及党的领导机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参与咨询的专家学者和公众。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教育法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重大教育方针与规划,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制定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地方政府制定本地实施细则,形成层级分明、分工衔接的政策制定体系。[1]政策工具的选择是方案设计的关键内容。教育政策常用的工具可分为五类:命令性工具,如规定入学年龄、班额上限与课程课时;激励性工具,如经费奖补、绩效工资与税收优惠;能力建设工具,如教师培训、校舍建设与信息化投入;系统变革工具,如调整管理体制、变更办学主体;劝告性工具,如发布指导意见、开展典型宣传。不同工具适用于不同问题,命令性工具见效快但易引发执行抵触,能力建设工具效果持久但周期较长,成熟的方案往往组合使用多种工具,并根据地方条件保留弹性空间。

运行机制与过程

教育政策制定的运行机制集中体现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与依法决策的程序要求。科学决策要求决策建立在调查研究、数据分析与专业论证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教育教学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民主决策要求通过座谈、听证、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依法决策要求严格遵守法定权限与程序,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草案不得提交讨论。二零一九年起施行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确立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了统一的制度框架。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二零一零至二零二零年)》的制定为例,整个过程历时近两年,组织了五百多位专家参加的战略专题调研,召开各类座谈会、研讨会一千八百余次,两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意见建议数百万条,文本先后经历四十多轮修改,最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后发布,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典型实践。[2][3]这一过程表明,重大教育政策的制定通常经历调查研究、起草论证、公开征求意见、审议通过四个阶段,开放式制定已成为我国重大教育政策出台的基本方式。[4]在决策体制上,我国重大教育政策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党中央把握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国务院及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具体方案的组织实施,财政部门保障经费,机构编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配合相关政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专家学者通过建言献策、咨询论证参与其中。这一体制既保证了决策的政治权威与执行合力,也要求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防止政策在部门之间相互牵制、层层打折扣。

中国教育政策实践中的应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呈现若干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一是决策的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从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与修订,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的建立,教育政策的立项、起草、审查与公布逐步纳入规范化轨道。二是决策的参与面持续扩大。公开征求意见已成为重大教育政策出台的必经环节,家庭、教师、用人单位和国际组织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政策制定过程,教育规划纲要制定中数百万条社会意见的吸纳就是明证。三是教育智库与证据的作用日益凸显。各级教育科研机构围绕重大教育问题开展政策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大规模教育调查和试点经验为方案设计提供依据。四是试点先行成为重要路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新高考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重大政策大多先在部分地区试验,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再向全国推广,体现了渐进调适的中国特色决策智慧。同时也应看到,一些领域仍存在部门利益化、地方保护、调研走过场、意见吸纳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有待继续提升。

评价

对教育政策制定的研究和实践可以从几个维度进行评价。在科学性维度上,判断标准是政策问题诊断是否准确、目标设定是否合理、方案是否经过充分论证;在民主性维度上,判断标准是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渠道是否畅通、意见是否得到认真对待;在合法性维度上,判断标准是决策权限与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在可行性维度上,判断标准是人财物保障、执行环境与政策方案之间的匹配程度。理论层面,理性模型、渐进主义、多源流等模型各有解释力也各有局限,现实中重大教育政策往往兼有多重模型的特征:既有面向长远目标的总体规划,也有依托现行体制的小步调整,还有依赖于政治议程与专家方案的机遇性耦合。实践层面的主要争议集中在参与的有效性与决策的责任性上,如何避免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如何健全决策失误的纠错与追责机制,仍是教育政策制定研究需要深入回答的问题。

参考资料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