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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未成年人保护是指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主体依法对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予以特殊保护和关照,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合法权益的制度安排与实践活动。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为配套的法律体系。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1]

概念界定与基本原则

未成年人保护中的"未成年人",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法律对其给予特殊保护,这既符合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共识,也契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

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总则第四条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这一原则贯穿法律全文,为各方主体责任提供了具体指引。[2]其基本要求包括: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保护与教育相结合。其中"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主体地位的尊重,是参与权在制度上的落实。

历史沿革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法律,确立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明确了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各方面责任。[3]在此之前,全国已有上海、福建、湖南、北京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青少年保护条例或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为国家立法提供了经验。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变化,1991年颁布的法律逐渐显现出宣示性、倡导性条文较多、刚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2020年的修订针对这些不足作出系统完善:细化家庭监护、完善学校和社会保护、强化司法保护,并适应互联网时代需要新增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两章,使保护网络更加严密。

家庭保护

家庭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基础环节。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其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教育和引导其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并对其进行安全教育。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创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

法律对监护行为设定了明确禁止:不得放任、教唆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不得放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不得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其订立婚约;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父母离婚时,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监护人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应当与被委托人、未成年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其生活、学习和心理情况,并给予亲情关爱。[4]

学校保护

学校保护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阵地。法律规定,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并建立未成年学生保护工作制度,健全学生行为规范,培养其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学校应当关心、爱护未成年学生,对家庭困难、身心有障碍的学生给予关爱,对行为异常、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耐心帮助,不得因家庭、身体、心理、学习能力等情况歧视学生。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认定和处理,并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

在用人制度上,法律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录用工作人员时,应当查询其违法犯罪记录;未履行查询义务或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罚款。学校应当建立教职工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报告、辞退和从业禁止制度。

社会保护与网络保护

社会保护要求全社会共同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环境。法律禁止在中小学校园周边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这类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禁入标志。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相应标志。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的教室、寝室、活动室等未成年人集中活动场所吸烟、饮酒。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不得隐匿、毁弃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学校、幼儿园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是2020年修订新增的专章。法律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帮助未成年人提高网络素养,培养其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能力。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青少年模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

政府保护与司法保护

政府保护同样是2020年修订新增的专章。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保护工作。国家建立监护监督制度,对监护人的监护行为进行监督;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司法保护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健康成长的需要,使用未成年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给予帮助。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此外,法律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5]

意义与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尽责、学校主导、社会协同、网络治理、政府统筹与司法保障相互衔接。修订后的法律通过增设专章、细化规则、设定法律责任,显著增强了制度的可操作性,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进入新阶段。[6]

实践中仍需关注以下问题:监护职责落实不均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保护力量薄弱;校园欺凌识别与干预机制尚需完善;网络沉迷、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欺凌等新型问题层出不穷;强制报告制度的知晓率与执行力度有待提高。完善的方向包括健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基层保护力量和专业队伍建设、完善国家监护制度、提升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水平,并通过法治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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