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发现、提前干预、教育矫治,以防止其演变为违法犯罪活动的制度安排与实践工作。在我国,专门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该法于1999年6月28日通过,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新法,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1]
立法宗旨与基本原则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坚持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在回应社会关切时指出,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等新特点,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是简单依靠加重刑罚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刑事惩治、教育挽救等一系列制度安排。[2]修订后的法律基于教育为主的理念,强调预防为主、提前干预,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实行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
这一立法取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互衔接。后者确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和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格局,前者则专注于行为偏差的预防与矫治,二者共同构成未成年人法治保障体系。
历史沿革
20世纪末,随着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受到社会关注,我国于1999年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1991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共同构成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的两大支柱。施行二十余年间,该法在开展预防犯罪教育、干预不良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规定较为原则、干预措施衔接不足、专门教育定位不清等问题。
2020年的修订是一次系统性重构。修订草案在充分吸收实践成果和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修改,增强了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修订后的法律进一步明确了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的法律定位,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并通过专门学校对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3]
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行为的分级分类为基础。法律所称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实施的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可能诱发违法犯罪的行为,典型情形包括旷课、夜不归宿,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偷窃、故意毁坏财物,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进入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以及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
法律所称严重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实施的有刑法规定、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典型情形包括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管制器具,吸食、注射毒品,传播淫秽信息,组织、参与赌博,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2020年修订对原有分类作了调整,将原来的"严重不良行为"中的犯罪行为分离出去,使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形成清晰的递进关系,为分级干预提供准确的适用对象。
分级预防与干预措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责任。家庭方面,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预防犯罪教育负有直接责任,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提升监护能力;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规劝并加强管教,不得放任或者纵容。
学校方面,学校应当将预防犯罪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开展法治教育;应当建立健全家校联系沟通机制,完善未成年学生不良行为排查、登记和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干预。学校发现学生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专门教育方面,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训诫,责令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具结悔过,责令其接受社会服务,责令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专门学校实行分级分类教育,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设置教育期限,并开展心理辅导、行为矫治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法律也通过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避免"一关了之"或"一放了之"。[4]
社会支持方面,国家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等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心理辅导、社会调查、矫治教育和帮扶服务。依法保障涉案未成年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依法予以封存。
预防犯罪教育
预防犯罪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基础环节。法律规定,学校应当将预防犯罪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结合常见多发的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对不同年龄的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预防犯罪教育纳入学校课程,指导学校、教师开展教育活动。学校可以结合法治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主题班会、社会实践等形式,帮助学生树立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家庭在预防犯罪教育中承担直接责任。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影响未成年人,引导其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沉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等行为。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规劝并加强管教。
社会各方面也应当参与预防犯罪教育。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积极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活动;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群团组织应当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和道德实践活动;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法治教育基地、青少年宫等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服务。新闻媒体、网络平台应当传播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不得渲染暴力、色情、恐怖等不良信息。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使预防犯罪教育从知识传授转向价值引导和行为养成,提升教育的实效性。
工作机制与司法衔接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实行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机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开展工作。教育、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群团组织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责任。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评估未成年人是否适合进入专门学校、确定教育期限以及评估离校后的帮教安排。
在司法衔接上,检察机关对涉未成年人诉讼活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等工作依法承担法律监督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检察机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把"保护、教育、管束"一体落实到位,同时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5]
意义与完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坚持关口前移、抓早抓小,把工作重心放在不良行为的早期干预上,避免未成年人滑向犯罪深渊,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它与未成年人保护共同体现了"保护与教育相结合"的理念:既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侵害,也依法教育和矫治有偏差行为的未成年人。
实践中仍面临挑战:不良行为的早期识别需要家校密切配合,而部分家庭监护缺位;专门学校的建设标准、师资保障和离校帮教机制尚需完善;网络不良信息、校园欺凌、未成年人文身等新问题对预防工作提出新要求;各地条例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也有待加强。完善的方向包括压实家校社协同责任、健全分级矫治标准、加强专门学校专业化建设、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和重新犯罪预防机制。[6]
参考资料
- ↑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京闭幕,中国人大网。
-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答记者问,中国人大网。
- ↑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专题,中国人大网。
-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网。
-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网。
-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答记者问,中国人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