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后改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生于福建尤溪。他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闽学的开创者。朱熹一生致力于讲学与著述,创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哲学体系,后世称之为程朱理学或朱子学。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亲自创建和修复多所书院,编撰教材,培养弟子,其教育思想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教育传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清代学者评价其学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均将其学说奉为官方哲学,科举考试亦以其整理注解的经典为准绳。[1]
人物简介
朱熹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出生于福建尤溪。其祖籍徽州婺源,因父亲朱松仕宦入闽而定居福建。朱熹幼年聪颖,早年学习儒家经典,也曾出入佛老,涉猎禅学与道学。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中进士,此后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南康军知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潭州知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为官期间,他体恤民情,主张减轻赋税、赈济灾民、限制土地兼并,并力主抗金,颇有政声。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前后,朱熹正式受学于李侗。李侗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朱熹由此确立了对程颢、程颐理学的尊信,思想路径由杂而专。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与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会讲,史称"鹅湖之会"。双方就"为学之方"展开激烈辩论:朱熹主张"格物致知",由博学返约;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这次辩论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一次学术论争,虽然双方观点未能弥合,却促进了学派之间的交流与自觉。
庆元年间,权臣韩侂胄当政,将朱熹学说斥为"伪学",史称"庆元党禁",朱熹落职罢祠,门人流散。但他仍坚持讲学著述,庆元六年(1200年)病逝于建阳考亭,享年七十一岁。其临终犹在修改《大学章句》。后来朝廷为其平反,赐谥"文",追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宝庆年间从祀孔庙,地位日隆。[2]
生平经历
朱熹的仕途并不显达,一生实际为官的时间不长,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讲学、著述与学术活动上。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他任同安县主簿,在任期间整顿县学,倡导讲学,开始积累教育实践经验。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军,次年上任。他访得庐山白鹿洞书院故址,奏请朝廷批准,重建了这座早已荒废的著名书院,亲自讲学其中,并制定学规,招募生徒。白鹿洞书院由此复兴,成为天下书院之表率。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改任浙东提举,曾弹劾贪官唐仲友,震动朝野。此后他退居武夷山,在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聚徒讲学。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修复岳麓书院,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延聘名师,岳麓书院再度兴盛。同年他又被召入朝,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进讲《大学》,但仅四十六日即因直言敢谏而被罢免。晚年他定居建阳考亭,其讲学之地被称为考亭书院,四方学者闻风而至,形成了著名的考亭学派。
朱熹平生讲学不辍,从游弟子遍布各地,可考者达数百人。他讲学注重讨论与问答,弟子记录其言论而成《朱子语类》,保存了大量生动的教学对话。福建武夷山一带因朱熹讲学而书院林立,被称为"道南理窟",考亭一带则被誉为"南闽阙里",意谓朱子如孔子一般聚徒施教、化育一方。
教育思想与主张
朱熹的教育思想体系宏大,其核心可以概括为教育阶段论、书院制度建设和读书方法论三个方面。
在教育阶段上,朱熹总结历代教育经验,把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他认为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内容重在"教其事",即通过穿衣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等日常具体事宜,使儿童懂得基本伦理规范,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为落实小学教育,他编写了《小学》与《童蒙须知》等教材,把道德要求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行为条目。十五岁以后为大学教育阶段,任务是在坯璞基础上"加光饰",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内容重在"明其理",即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大学教育以自学为主,辅以师友讲论切磋,重在发明义理。这一分段教育思想把儿童的心理特点与教育内容结合起来,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在书院建设上,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并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份学规依次包括"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书院学规,确立了中国书院教育的根本宗旨,即教人"为人之道、为学之方",纠正科举之学"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其影响远播朝鲜、日本等地,成为汉字文化圈通行的书院规范。[3]
在教学与读书方法上,朱熹的弟子将其读书经验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六条:一是循序渐进,读书须依次第,量力而守,不可躐等;二是熟读精思,既要熟读成诵,又要反复思考;三是虚心涵泳,以虚静之心反复咀嚼体会书意;四是切己体察,把书中义理与自身实际相结合,身体力行;五是著紧用力,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六是居敬持志,精神专注,志向坚定。这六条集中体现了朱熹以读圣贤书、穷理修身为中心的教学传统,后世书院教育奉为圭臬。
在哲学基础上,朱熹主张"理"是宇宙的本原,理在气先,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人性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前者纯善,后者有善有恶;人心有"道心"与"人心"之别,故教育的作用在于"存天理,灭人欲",通过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的功夫变化气质,使人回复本性之善。他承认人正常的生活欲望,反对的只是超出维持生存所需的过度物欲。他的"格物致知"说主张接触事物、研究其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读书、处事、应物皆是格物的功夫。这一认识论把道德修养与知识学习贯通起来,构成其教育哲学的核心。
主要著作
朱熹著述宏富,涉及经学、史学、文学、音律乃至自然科学,是中国历史上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其代表性著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汇集他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章句注释与义理阐发,元代以后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读本,影响中国教育与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近思录》,与吕祖谦合编,摘录周敦颐、二程、张载言论而成,是理学的入门读物;他编定的《小学》与《童蒙须知》是宋以后通行的蒙学教材;《诗集传》《周易本义》《楚辞集注》《书集传》等体现了他在经学与文学领域的造诣;《通鉴纲目》以纲目体改编编年史,寓义理于史事。
由弟子记录整理的《朱子语类》共一百四十卷,全面保存了朱熹讲学的问答语录,涉及哲学、教育、政治、历史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朱熹思想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此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录其论学书信与诗文。他晚年主持编撰的《仪礼经传通解》虽未完稿,也反映了其礼学教育思想。这些著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学教育与文献体系,成为后世书院和官学的基本教材。
影响与评价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之一。他以书院为阵地重建了以道德修养与经典研习为中心的教育传统,其制定的书院学规、编撰的教材与总结的读书法,被宋以后的官学与书院普遍采用。元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规定科举以《四书章句集注》取士,明清两代沿袭不改,朱学由此成为维系科举教育与士人思想的正统学说。他的学说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朝鲜王朝奉朱子学为官学,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亦居官学地位,朱熹的教育与哲学思想因此成为东亚文明共同的精神资源。
朱熹一生以兴教为己任,笔耕于书院,立教规、树学统,将"四书""五经"及诠释性著作列为主修科目,引进士子,与之讲论,桃李遍天下。其弟子继往圣、开来学,成为朱子理学与书院教育的传人。历代学者对其评价甚高,认为他"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也有人批评其学说后来被科举制度化而趋于僵化。近代以来,研究者肯定其教育分段论、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与重视读书方法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提法在后世曾被误解为压抑人性的教条。总体而言,朱熹的教育思想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教育的面貌,其关于儿童教育、书院制度与学习方法的大量具体论述,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