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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费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杂费是指学校在学费之外,向学生收取的用于维持学校日常运转、添置教学设备和其他公用开支的费用。在中国,杂费曾是义务教育阶段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与学费共同构成学生家庭负担的教育费用;随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杂费已全面免除。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收取杂费自此失去了法律依据,杂费一词也从现行收费目录中退出,成为教育收费史上的历史性概念。[1]

概念界定

杂费与学费同属学生缴纳的教育费用,但性质有所区别。学费补偿的是教育培养成本中与教育教学直接相关的部分,主要存在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杂费则主要用于学校公用开支,包括教学设备购置、校舍维修、水电办公、文体活动等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费用。在财政保障不足的年代,公办学校按国家规定向学生收取杂费,作为学校公用经费的补充来源,收费标准由省级价格和教育部门核定,一般低于学费水平。与学费、杂费并行的还有书本费(教材费)、住宿费等名目。在义务教育免费政策语境下,"两免一补"中的"两免"即指免杂费、免书本费,可见杂费曾是义务教育阶段收费的核心项目。

从制度属性看,杂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收取主体限于经批准的公办学校,收费收入纳入学校预算统一管理。杂费全面免除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完成正常教育教学任务外,只能按照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且国家明令禁止的或明确规定由财政保障的项目不得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范围,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2]

历史沿革

杂费的存在与中国义务教育经费体制的演变密切相关。

1986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但考虑到当时国家财力有限,义务教育的办学责任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县、乡、村成为办学责任主体,学校公用经费很大程度上依靠向学生收取的杂费以及乡村集资维持。这一安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但也使学生家庭承担了学校运转成本,部分地区出现了收费名目繁多、农民教育负担偏重的问题。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免除杂费的条件逐步成熟。2001年起,教育部和财政部对部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两免一补"开始推行。2005年11月,国务院部署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实行免杂费、免教科书费,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2006年春季学期,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4800多万名学生率先免除学杂费;2007年春季,"两免一补"推广到中东部地区,覆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近1.5亿名学生。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被写入法律,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2008年春季学期,北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开展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试点;2008年秋季学期,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免费全面实现,杂费自此退出历史舞台。[3][4]

免除杂费的制度保障

杂费能否真正免除,关键在于学校公用经费是否有稳定的财政来源。为防止免杂费后学校运转出现困难,国家同步建立了经费保障机制。2006年起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将农村学校公用经费纳入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保障范围,出台了农村学校公用经费基准定额;2008年免除城市学杂费时,中央财政对地方给予适当奖补。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政策,从2016年起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执行统一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免学费、免杂费所需的公用经费缺口由财政补足。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此后多次提高,2023年提高后小学为每生每年720元、初中940元,为学校正常运转提供了制度保障。[5][6]

在民办义务教育方面,现行政策对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标准按照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执行;民办学校经批准的收费标准高于基准定额的部分,由学生家庭承担,同时对生均教育培养成本不足部分要求落实非营利性法定要求、合理确定收费标准,防止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出现过高的实际收费。

免费后的收费治理

免除杂费并未使义务教育收费问题完全消失,实践中曾出现一些规避政策的现象,成为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重点。典型问题包括:以捐资助学、赞助费、借读费等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违反自愿原则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取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在代收费中获取差价;强制或暗示学生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通过提前开学、变相补课等形式加收费用等。对此,2020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重申,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不收取学费、杂费,严禁随意扩大免费教育政策实施范围,严禁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学校不得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不得强制消费;对违规收费行为要严肃查处并问责。这些规定划定了免除杂费后义务教育阶段收费的边界,使免费政策真正落到学生和家庭身上。[7]

意义与评价

杂费的免除是中国义务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责任彻底回归政府,实现了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历史性转变;免除杂费连同免费教科书和生活补助,使一亿多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家庭教育支出显著下降,"上学贵"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上得起"的诉求得以实现,对促进教育公平、巩固普及成果、减轻农民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杂费退出也推动了教育收费治理体系的转型,社会关注点从能否免费转向学校服务性收费是否规范、民办教育收费是否合理,教育收费制度进入以规范和精细管理为特征的新阶段。杂费的历史演变表明,教育收费政策的调整必须与财政保障能力相匹配,只有在学校经费来源稳定可靠的前提下,免费的承诺才能兑现并持续。[8]

参考资料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