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
| 社会发展 | |
|---|---|
| 英文名 | Social Development |
| 学科领域 | 发展社会学、社会政策 |
| 理论脉络 | 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能力方法 |
| 代表学者 | 罗斯托、弗兰克、沃勒斯坦、阿马蒂亚·森 |
| 核心议题 | 结构改善、发展测量、社会政策 |
| 相关概念 | 社会进步、社会现代化、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 |
社会发展(英文:Social Development)指一个社会在收入水平之外,于教育、健康、就业、社会保障、居住条件、性别关系与社会参与等方面发生的结构性改善,也指以这种改善为目标的政策实践与研究领域。与"社会进步"不同,它刻意剥离了目的论与终极价值的预设,把自己限定在可观察、可比较、可规划的范围内;与"经济增长"不同,它关注的不是产出的总量,而是产出如何转化为人的福祉与能力的扩展。发展社会学即以这一组问题为研究对象。
概念界定
把发展等同于增长,是战后最初二十年的主流做法。这一等式在1960年代末被明确打破。西尔斯在1969年的论文中提出一个至今仍被引用的判准:若一个国家的贫困、失业与不平等三项中有一项上升,就不能称之为发展,即便人均收入翻倍。这一表述把发展从单一总量指标转为多维结构指标。
发展因此含有三重规定。其一是多维性:收入只是其中之一,健康、教育、环境、安全与自由同样构成发展的内容。其二是分配性:总量改善若伴随底层状况恶化,不构成发展。其三是过程性:发展不只是结果的改善,还包括获得改善的途径是否开放、参与是否可能。
与社会进步的差别。社会进步保留着"历史朝向更优"的价值信念,其争论往往是哲学性的;社会发展则以中性化为方法论策略,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指标与政策问题,其争论多为经验性的。与社会现代化的差别。现代化理论描述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序列,带有明显的阶段论色彩;社会发展则不预设终点,也不假定只有一条路径。
发展理论的演变
现代化理论。兴起于1950年代,以帕森斯的模式变量为分析工具,把传统与现代视为两组对立的特征。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中提出五阶段序列: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英格尔斯等人则研究"人的现代化",主张制度移植须以价值与态度的转变为条件。这一范式把欧美经验设为模板,把差异解释为滞后。
依附理论。1960年代后期在拉丁美洲兴起。普雷维什与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出"中心—外围"结构,认为外围国家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弗兰克在《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1967)中提出"低度发展的发展",指出外围的贫困不是发展不足,而是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果;阿明则以"不平等的发展"概括同一机制。依附论把不发达的原因从内部条件转向外部关系,但也因忽略内部阶级结构而受批评。
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1974)中把分析单位从民族国家改为世界体系,区分中心、半边缘与边缘三个位置。半边缘的存在使体系得以稳定,因为它同时承受来自中心的压力并向边缘转移压力。这一框架解释了为何个别国家可以上升,而整体结构长期不变。
国家与发展型国家。东亚经验促使学者重新评估国家的作用。约翰逊对日本通产省的研究、阿姆斯登对韩国的研究,指出有能力的官僚机构、产业政策与政商协作可以推动追赶。这一脉络把"国家能力"而非"市场自由"置于解释中心。
能力方法与人类发展。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中主张,发展的实质是"实质自由"的扩展,即人们实际能够做什么、成为什么;收入只是手段之一,且其转化为能力的比例因人而异。努斯鲍姆进一步列出十项核心能力,为能力方法提供了规范清单。1990年,在哈克主持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首份《人类发展报告》,把这一思路转化为可操作的国际比较框架。
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逐步把这一概念制度化为一套全球性议程。
测量工具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最广为人知的综合指标,由健康(出生时预期寿命)、知识(平均受教育年限与预期受教育年限)与生活水平(人均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三个维度合成,取几何平均。它并不衡量发展的全部,但有效地纠正了以产值排名的偏误:一些收入中等的社会因教育与健康表现良好而位次靠前,一些产油国则相反。
此后出现一系列修正工具。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按健康、教育、收入三维的分布差异折算,衡量"因不平等而损失的发展";性别发展指数与性别不平等指数处理性别维度的差距;多维贫困指数(2010年起)以健康、教育、生活水平三方面的十项指标识别同时遭受多重剥夺的人口,其方法由阿尔基尔与福斯特提出。
此外,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以购买力平价折算,历次上调,目前以每日2.15美元(2017年价格)作为极端贫困标准;社会进步指数刻意排除收入,衡量基本需求、福祉基础与机会;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则以另一套价值前提挑战产值中心主义。指标的选择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它决定了政策的注意力投向何处。
社会政策维度
社会发展的制度载体是社会政策。蒂特马斯在1958年的《福利国家论集》中区分三种模型:剩余型,国家仅在家庭与市场失效时提供补缺;工业成就型,福利与就业地位和缴费记录挂钩;制度再分配型,福利作为普遍的社会权利,按需要进行再分配。
艾斯平-安德森在《三个世界的福利资本主义》(1990)中提出"福利体制"概念,以去商品化程度与社会分层模式为依据,区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三种类型,并指出福利制度不只是再分配工具,它同时生产阶级与性别关系。吉登斯等人后来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主张把支出从被动补偿转向教育、儿童照护与就业能力,以"事前投资"替代"事后救济"。
政策工具的具体形态包括:义务教育与公共卫生的普遍供给,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社会救助的兜底,就业服务与职业培训,住房与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这些工具的共同逻辑,是把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可及的服务与可保障的权利。
中国语境
中国的发展话语有其自身的阶段结构。1987年提出"三步走"战略,以温饱、小康、基本现代化为序;2002年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现行标准下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021年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序列把发展分解为可考核的阶段性任务,是中国发展治理的显著特征。
从人类发展指数的长时段看,中国在1990年代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此后逐级上升,已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其提升幅度在人口大国中较为突出。这一变化主要来自健康与教育的改善,而非单纯收入增长。
当代议程的重心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十四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把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振兴、绿色转型列为重点。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增速放缓的条件下,如何维持社会流动的通道,如何让公共服务随人口流动而可携带,如何避免发展成果被资产价格与区域差距稀释。
争议与评价
对发展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三处。其一,指标替代目标:当发展被化约为可考核的数字,考核什么就生产什么,教育沦为升学率,治理沦为项目完成率。其二,外部性:快速发展的生态代价与健康代价往往由后代与弱势群体承担,而这些并未计入当期指标。其三,话语权力:埃斯科瓦尔等人指出,"发展"是一套由北方国家定义、由国际组织执行的知识装置,它把多样的生活方式重新描述为"欠发展",从而为干预提供正当性。
回应这些批评的路径有三:以能力方法把评价重心从手段移回人的实际自由;以参与式评估把受益者的判断纳入项目设计;以可持续发展把代际与生态维度纳入核算。三条路径的共同点,是拒绝把发展交给单一指标裁决。
参见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报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3. https://hdr.undp.org/ 2. 世界银行. 贫困与公平专题. 世界银行, 2024.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 3.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 2023.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 4. 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展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 https://www.cssn.cn/shx/ 5. 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联合国, 2015. https://www.un.org/zh/ 6. Our World in Data. Economic Growth and Wellbeing. 牛津大学, 2024. https://ourworldindat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