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
| 社会进步 | |
|---|---|
| 英文名 | Social Progress |
| 学科领域 | 社会哲学、社会学、历史社会学 |
| 思想源头 | 启蒙历史哲学、社会进化论 |
| 代表学者 | 孔多塞、孔德、斯宾塞、本雅明 |
| 核心议题 | 历史方向、目的论、进步的评价标准 |
| 相关概念 | 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社会演化、社会现代化 |
社会进步(英文:Social Progress)指人类社会在物质条件、制度形态、知识积累与道德状况等方面朝某一被视为更优的方向发生的持续变化,同时也指相信这种变化必然发生、并且可以被辨认和度量的观念体系。它因此同时是描述性范畴与规范性范畴:前者概括生活条件与制度能力的实际改善,后者预设了"何谓更好"的价值判断与"历史朝向何处"的形而上学假设。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进步"区别于价值中立的"社会变迁",也使其在二十世纪遭受了远比其他社会学概念更为严厉的审视。
概念界定
在日常用法中,"进步"至少承担三重含义:事实描述,指贫困减少、寿命延长、识字率上升一类可观察的改善;价值评价,指制度更合乎正义、关系更合乎人道;历史哲学,指人类整体沿一条上升轨道前行。三者常被混用,但逻辑上彼此独立——事实的改善不自动构成价值的提升,价值的提升也不保证整体的方向。
进步与变迁。社会变迁泛指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在时间中的任何差异,不含方向判断;进步则内在地含有方向与评价,它不只是"变得不同",而是"变得更好"。进步与发展。社会发展偏重可测量的结构改善,以指标、政策与规划为载体,尽量回避终极目的;社会进步保留着浓厚的目的论色彩,追问历史整体是否朝某个目标移动。进步与演化。演化描述变异、选择、保留的机制,本身不含目的;进步论者往往把机制性的方向直接读成价值上的上升,这一步跳跃正是批评的焦点。
学界通常以三项要素界定进步:方向性,即变化不可逆地朝向某一端;累积性,即既有成果被保留而非反复归零;评价性,即方向的判定依赖某种善的观念。三者之中,评价性最为关键,也最易引发争议。
进步观念的形成
古代社会多持循环史观。希腊思想以政体循环解释兴衰,中国史论中有"治乱相循""五德终始"式的周期图式。循环史观并不否认改善,但否认改善的累积,因而无法容纳"整体向上"的想象。
转变来自两重资源。其一是基督教的线性时间:历史有开端、有终点,救赎在时间之中展开,这为"历史有方向"提供了神学框架。其二是近代科学与商业的经验:知识可以积累,技艺可以传承,财富可以增长,人们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体认到"后代胜过前代"。十七世纪末欧洲的"古今之争",正是这一体认在文化上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杜尔哥在1750年的演讲中提出人类持续进步的图景,把历史视为理性不断摆脱偏见的过程。孔多塞在1795年出版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把这一图景系统化:他划分十个阶段,认为人类具有"可完善性",即不断改进自身境况且没有内在上限的能力。他本人死于狱中,这部遗著却成为进步主义最纯粹的宣言。康德在1784年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以"大自然的计划"为名,把进步理解为人类禀赋的逐步展开。孔德则用三阶段定律将其制度化:理智经过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三阶段,社会随之从军事型走向工业型。
进化论与单线图式
达尔文的理论为进步观提供了新语汇,也带来严重误读。斯宾塞在《第一原理》中以"从同质到异质"概括演化,认为社会如同有机体,规模扩大伴随结构分化与功能互依,分化程度越高则适应能力越强。他使用"适者生存"一语描述竞争结果,本意更接近对适应性的陈述,而非对强者统治的辩护;后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从这一含混处生长出来。
人类学中的单线图式影响更广。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历史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大阶段,以生计技术为分期标准;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排列出文化演进的序列。这类图式把当时并存的诸社会读作同一序列上的不同位置,于是"他者"被解释为"过去",殖民统治被解释为"帮助其进步"。二十世纪初,博厄斯以历史特殊论反对以欧洲尺度衡量一切文化,主张每种文化须在自身历史中理解;传播论则指出文化特征多由借用而来,未必出自独立演进。
二十世纪的质疑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文明必然进步"的信念。交战方恰是技术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这一事实使"知识增长即道德增长"的推论难以维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战后的流行,正是这种心理的症候。
更沉重的打击来自极权主义与大屠杀。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论证,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是其某些特征——官僚分工、技术理性、规则遵从、把后果移交给上级——的极端产物。阿多诺在战后写下"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其意不在禁止诗歌,而在指出以文化累积为标志的进步叙事已无法再被无辜地讲述。本雅明在1940年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提供了一个更锋利的意象:历史天使面朝过去,看见不断堆积的废墟,却被来自天堂的风暴吹向未来,这场风暴即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战后还有两条线索。其一是生态: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布《增长的极限》,指出指数增长在有限星球上不可持续;贝克在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认为现代性正在生产它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其二是后现代: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进步史观正是最宏大的元叙事之一。
进步的量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指标运动,试图把进步从哲学争论转为测量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国民生产总值只计量市场交易,不计量分配、健康、环境与闲暇,甚至把治理污染的支出计为增长。于是出现替代性指标: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真实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社会进步指数自2014年起发布,以基本人类需求、福祉基础、机会三个维度合成,刻意不纳入收入,以便与人均产值形成对照。
但量化本身即是规范行为。选择哪些指标、如何加权、以何种基准比较,每一步都包含价值判断。测量并未取消争论,只是把争论从"何为进步"移到了"如何计量进步"。
中国语境
传统思想中已有可资比较的资源。《大学》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持续更新;公羊学的"三世"说以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描述治道的递进。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把三世说与进化论嫁接,构造出由乱到治、由小康到大同的进步图景,使传统范畴获得了近代的时间结构。
严复在1898年译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名为《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迅速成为救亡话语的核心命题。值得注意的是,严复的译笔夹叙夹议,并不完全认同斯宾塞式的放任竞争,而更强调"合群"以图存。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进步"与"群治"联结,认为进步不仅是技术之事,更是国民德性之事。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进步"逐渐被"革命"与"发展"分担:革命承担断裂与新生,发展承担积累与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把进步具体化为经济增长与生活改善,进入新世纪后逐步扩展为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总体布局,并在新发展理念中强调协调、绿色与共享。中国社会学早期曾以"社会进化"为基本框架组织教材,当代研究则更倾向使用"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中性概念,把价值判断留给规范理论处理,这一术语转换本身即是学科自觉的标志。
争议与评价
围绕进步仍有四组争论。必然性:启蒙思想多认为进步是历史规律,二十世纪的经验则表明进步可以中断、可以逆转;当代较审慎的立场是,进步是可能的、可争取的,但不是被保证的。单数与复数:若只有一条轨道,则所有社会只是先后之别;艾森斯塔特以"多元现代性"主张进步有多条路径,现代化因此不是趋同而是分叉。谁的标准:以寿命、识字率、收入衡量,是近代逐渐普世化的尺度;以关系和谐、仪式完整、生态平衡衡量,则可能得出相反结论。技术与道德:技术能力显然在累积,道德状况是否同样累积则难以断言,二十世纪的暴行提示技术能力可以放大而非约束恶。
综合而言,当代对进步的理解已从"必然的上升"转为"有条件的改善":保留对更好社会的追求,放弃对历史规律的担保,并承认每一次改善都可能附带新的风险。
参见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网. 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研究专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 https://www.cssn.cn/shx/ 2. 光明网理论频道. 进步观念与历史哲学. 光明网, 2023. https://theory.gmw.cn/ 3.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ocial Institutions. 斯坦福大学, 2021.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social-institutions/ 4. Our World in Data. Global Living Conditions. 牛津大学, 2024. https://ourworldindata.org/ 5. 求是网. 新发展理念研究. 求是杂志社, 2022. https://www.qstheory.cn/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20.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