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指一个组织在长期共同活动中形成、并被多数成员共享的基本假设、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决定了成员如何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如何判断哪种行为得体,以及在缺少明确指令和直接监督时倾向于怎样行动。组织文化不等同于写在手册里的口号,也不等同于管理者公开宣示的主张,而是沉淀在成员日常判断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正因如此,它能够被外人感知却难以被迅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管理心理学解释组织间绩效差异的核心概念之一。[1]
概念的由来
文化本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指一个群体共享的生活方式与意义系统。把它移入社会心理学与组织研究中,最初来自两方面的观察。其一是组织社会学的制度化研究,研究者注意到企业不只生产产品,也生产关于“我们是谁”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一旦稳定下来,就会反过来约束后来者的选择。其二是梅奥等人主持的霍桑实验:研究原本关注照明与疲劳,却意外发现工人群体中存在限制产量的非正式规范,谁干得太快会被同伴讥讽,干得太慢又会被提醒。这说明车间里存在一套不以正式制度为转移的行为准则,而它对产量的约束力常常强于管理者的规章。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企业在汽车与电子等行业的竞争力让美国管理者感到压力,学界开始追问一个具体问题:设备与资本都可以引进,为什么组织效率难以复制。1982年,迪尔与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以及彼得斯与沃特曼的《追求卓越》先后出版,把“文化”推成解释企业成败的流行语。同一时期,沙因(Edgar Schein)从组织咨询的实际经验出发,提出更具分析力的层次模型,使这一概念从管理口号转为可以系统研究的对象。[2]
三层次结构
沙因把组织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是人工制品,包括办公空间的布局、着装惯例、仪式与庆典、内部行话、被反复讲述的创业故事。这些是看得见听得着的部分,却最难准确解读:同样的加班,可能意味着敬业,也可能意味着低效,还可能意味着对失业的恐惧。中间层是信奉的价值观,即组织公开宣称的战略、使命与行为准则,例如“客户第一”“以人为本”。最深层是基本假设,指成员对人性、时间、真理与关系所持的无意识前提,比如“人天生懒惰,必须监督”“时间是可以无限挤压的资源”“分歧应当被压制以维持和气”。
三个层次常常彼此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是理解文化的入口。当一家企业宣称重视员工发展,却在晋升中只奖励长时间加班与无条件服从,成员很快会绕开口号,依据实际的奖惩去推断真实假设。沙因因此主张,文化的核心不是说了什么,而是被反复验证、最终不再被讨论的那部分前提;它也只有在成员不再意识到它的存在时,才真正发挥约束作用。[3]
形成与传递
创始人对早期文化的塑造作用最为明显。沙因观察到,创始人往往把自己关于如何做事、如何待人的信念,通过招聘偏好、奖惩取舍、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以及对下属的示范,一点点嵌入组织。企业规模扩大之后,文化依靠一套日常机制维持:新成员的社会化过程让他们学习“这里的规矩”;组织倾向于吸引与自身气质相近的应聘者,淘汰格格不入者,施奈德把这一循环概括为吸引、选择与淘汰;故事与传奇把抽象价值具体化为可以模仿的人物;仪式、称谓与空间安排则不断提醒成员谁重要、什么被看重。
传递中最有力的环节往往不是培训,而是领导者注意什么、测量什么、在关键时刻奖励谁。成员对这类信号的敏感度远高于对宣讲内容的敏感度,久而久之形成共享的默契。这也是文化难以通过一次动员改变的原因:只要奖惩结构不变,新的口号很快会被旧的假设吸收,沦为又一层人工制品。
类型与测量
测量组织文化的思路大致有两类。一类用问卷把文化拆成若干维度,再据此划分类型。竞争价值观框架提出两个坐标:一端强调灵活与自主,另一端强调稳定与控制;一端面向内部整合,另一端面向外部适应。两条坐标交叉出四种典型形态,即重视凝聚与培养的宗族型、重视流程与层级的层级型、重视竞争与结果的市场型、重视创新与冒险的活力型。另一类测量如丹尼森模型,从使命、适应性、参与和一致性四个方面评估文化,并试图把文化特征与经营指标对应起来。
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霍夫斯泰德根据跨国企业员工的大规模调查,提炼出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与女性化等国家层面维度,后来又补充了长期取向与放纵—约束。需要强调的是,他本人反复说明国家文化与组织文化并非同一层面的对象:国家层面的差异更多体现在价值观深处,组织层面的差异更多体现在可见的实践中,把两套分数混用是常见的误读。
问卷测量的局限在于,它默认文化可以用成员个体评分的平均值来代表。但共享并不等于平均,一个部门内部可能同时存在管理层与一线两套信念,平均之后恰好相互抵消。因此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档分析仍是不可替代的补充手段。
强文化命题的争议
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种看法:文化越强、越一致,绩效就越好。这一命题在直觉上有吸引力,因为目标明确、认同度高的组织确实表现出较强的执行力。但把它当作因果规律则站不住脚。首先,绩效优异的公司更容易被外界描述为“文化强”,研究者在回溯中倾向于挑选成功案例,因果方向难以厘清。其次,强文化在稳定环境中是资产,在需要转向时可能变成负债:成员共享的假设越牢固,越难承认旧做法已经失效,这种滞后在技术更替期尤其明显。再次,文化的内容比强度更关键,方向错误的高度一致,其破坏力往往大于适度分歧。
组织内部也很少只有一种文化。管理层文化、专业群体文化与一线作业文化常常并存,甚至形成与主流相抗衡的反文化。把组织文化当作铁板一块的整体,是早期研究为了叙述方便所做的简化,后续研究更强调亚文化之间的协商与冲突,以及成员在不同场景下切换态度与认同的能力。
应用与限度
组织文化研究最扎实的应用领域之一是安全文化。核工业、航空与医疗行业把共享假设与可观测的后果连接起来:如果成员相信报告差错会受到惩罚,隐瞒就会成为理性选择,事故隐患因此被系统性掩盖;反之,若组织把差错视为改进信息,报告率上升而重大事故下降。这一发现推动许多行业从追究个人责任转向改进系统设计。文化评估也被用于并购整合,大量案例显示,制度与财务的整合可以在数月内完成,而两套关于如何决策、如何对待冲突的默契需要数年才可能磨合,整合失败常源于此。
它的限度同样清楚。文化是描述性概念,边界模糊,难以像结构或薪酬那样被精确操作;干预往往见效慢,也难以排除同期其他因素的影响。把它当作解释一切的万能变量,反而会掩盖具体的制度问题。较为稳妥的用法是,把文化视为一组可以被观察、被谈论、也可以被有意识设计的共享前提,用它提出假设,再用绩效、流失率与差错率等可测指标去检验,而不是把它当作现成的结论。
参考资料
- ↑ Social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Annual Reviews,2024年访问
- ↑ Leadership,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