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安泽一带)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先秦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晚年任楚国兰陵令,著书讲学终老于兰陵。荀子针对孟子的人性善主张提出性恶论,强调"化性起伪",认为人的善行是后天教育和学习的结果,并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主张尊师重传。他的著作《荀子》三十二篇中有著名的《劝学》篇,系统论述了学习的意义、态度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
生平经历
荀子的生平,主要依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及《荀子》一书的自述材料。他约生于公元前313年,十五岁时便游学于齐国。当时齐国都城临淄设有稷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学者云集,是战国中后期学术交流的中心。荀子在稷下学宫先后两次长期讲学,学识渊博,"最为老师",三次担任学宫祭酒,成为稷下学界的领袖人物。齐襄王时,荀子在学宫中的地位达到顶峰,但后来因遭人谗毁,离开齐国前往楚国。
此后荀子又曾到秦国考察,对秦国的政治、地理、民风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认为秦国有"治之至"的气象,并向秦昭王、秦相范雎陈述儒家治国之道,但未被采用。他也曾回到赵国,与赵孝成王议兵于临武君前,提出以"仁义之兵"取胜的军事思想。后来楚国公子春申君聘任荀子为兰陵令,他在此地治理政务并继续从事学术活动。春申君死后,荀子被罢免,遂定居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葬于兰陵。荀子的学生中著名者有韩非、李斯、浮丘伯等人,法家代表韩非与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都出于其门下,这一师承关系也常被后世研究者作为考察战国末期儒法思想交流的重要线索。
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诸侯兼并战争激烈,百家之学争鸣不休。他一生周游列国,考察各国政治得失,广泛接触各家学说,对儒家以外的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等思想都有所批判和吸收。这种兼收并蓄的学术经历,使荀子的思想既坚持儒家立场,又具有明显的综合色彩,为儒学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道德学说转向制度设计提供了新的路径。
教育思想与主张
性恶论与化性起伪
性恶论是荀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认为人天生的本性是好利而欲得,如果顺应本性发展,就会产生争夺、淫乱而归于暴,因此他反对孟子把仁义礼智说成天赋本性的观点。荀子所说性恶的"性",指的是"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的自然禀赋;而"伪"并非虚伪之意,而是"人为"的意思,指后天通过学习和践行而形成的品质。在他看来,善不在先天的"性"之中,而取决于后天的"伪",人的道德品质是"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的过程向外习得的结果,这就是"化性而起伪"。经过教育与修养,善的道德才能"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将道德意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
性恶论直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欲使人向善,就必须依靠外在的礼义法度和教育引导;人之材质并非先天注定而不可移,而是由后天人为的努力决定。荀子由此提出"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命题,认为普通人都有可以知仁义法度的素质,通过学习都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圣贤。这与孔子"有教无类"、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一脉相承,从不同的人性论前提共同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有学者指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则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二者殊途同归,都把教育视为成人的关键。[3]
学习论:《劝学》的教育主张
《荀子》开篇即《劝学》,系统表达了荀子的学习思想。他提出"学不可以已",认为学习是不可停止的终身事业,"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学习的过程至死方休。荀子将学与不学作为人与禽兽的分界,认为"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把学习提升到人之为人的根本高度。在学习的内容与次第上,他主张"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即从诵读经典开始,以学习礼制为归宿,以培养士、君子、圣人为目标。[4]
关于学习的态度与方法,荀子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主张。其一,注重积累。他提出"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认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强调学习贵在点滴积累、持之以恒,"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其二,善假于物。他指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学习要善于借助前人的知识与工具,"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强调系统学习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其三,注重环境与择友。他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主张"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谨慎选择居处与交往对象。其四,反对浮躁与自满。他以"蚓无爪牙之利……用心一也"与"蟹六跪而二螯……用心躁也"作对比,强调专心致志;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鼓励后学超越前人。其五,学以致用。荀子强调"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认为学习的最终归宿在于践行,君子之学"以美其身",是为了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而不是为了炫耀于人。[5]
尊师重教思想
荀子特别强调教师在教育和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这是他与孟子在教育思想上的一个显著区别。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把尊师重教提升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荀子认为,教师是礼义的传授者,是"化性起伪"的实施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他对教师提出了德行威望、经验信用、学问与表达能力等全面要求,为师者必须自身正而后能正人。荀子甚至主张"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习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亲近良师,效法教师。这种尊师重传的思想,塑造了中国传统教育中重视师道尊严的传统,荀子因此也常被视为中国古代教师理论的奠基者。[6]
培养目标与"解蔽"的认识方法
在教育目的上,荀子把培养目标分为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而以"成人"为最高理想。他认为学习的完成在于造就"全之尽之"的学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这种成人之道,即主体自觉能动性充分发挥、从小人上升为君子的修行过程。[7]
在认识论与修养方法上,荀子提出"解蔽"的学说,认为人们认识的最大障碍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即被局部现象所蒙蔽而看不到全面的道理。为克服偏见,他提出"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虚心不存先入之见,专一不分心,冷静不以扰乱认识,使心保持清明状态,这样才能"知道"。他还提出"制名指实"的名实之辨,强调概念要与实践相符合。这些思想为教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也使荀子的教育思想带有明显的理性色彩。[8]
主要著作
荀子的思想集中保存于《荀子》一书中。《荀子》共三十二篇,大部分为荀子本人所著,少数篇章出自其弟子之手,西汉刘向整理校定为三十二篇。全书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逻辑等广泛领域,文章长于说理,论证严密,善用比喻与排比,代表了先秦论说文的成熟形态。[9]
其中《劝学》列为全书第一篇,是两千多年来流传最广的论学名篇,"青出于蓝"、"锲而不舍"、"不积跬步"等名句至今家喻户晓。《性恶》篇系统论证了性恶论与化性起伪的主张,《礼论》篇阐述礼的起源与功能,《解蔽》篇讨论认识方法,《正名》篇研究逻辑与语言问题,《儒效》篇论述儒者的社会作用。此外,荀子的《赋》篇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赋体作品,他对诗歌形式的创制也有开创之功。唐代杨倞为《荀子》作注,是现存最早的《荀子》注本,清代以来学者对《荀子》的校释整理日盛,使这部长期被冷落的典籍重新受到重视。
教育影响与评价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教育史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综合孔孟以来的儒家学说,并吸收各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建构了以礼为中心、以"化性起伪"为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使儒学从侧重内在心性修养转向注重外在礼法教化。他隆礼重法的主张,为汉代以后儒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治国传统提供了思想资源;他对教师地位的强调和教师素质的论述,奠定了中国传统师道理论的基础;《劝学》篇则成为中国教育史上论述学习问题最经典的文章,历代士人都从中汲取为学之道。[10]
荀子思想在历史上的命运颇为曲折。他培养的弟子韩非、李斯成为法家代表人物,汉代经学的传授也多与其学派有关,但唐代以后,因其性恶论与"法后王"等主张与主流的孟子性善传统不合,荀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长期受到贬抑。近代以来,研究者重新评价荀子,肯定其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理性态度,认为他正视人性的现实局限、强调教育与制度对人的改造作用,与孟子分别从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论证了教育的价值,二者共同构成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完整图景。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教育信念,以及通过学习改造人性、成就理想人格的主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1]
参考资料
- ↑ 先秦儒家教育与教化思想,中国社会科学网。
- ↑ 先秦儒家教育与教化思想,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荀子教育思想研究,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 ↑ 荀子的劝学思想,光明日报。
- ↑ 荀子的劝学思想,光明日报。
- ↑ 《荀子》:以"礼"为中心的思想世界,中国社会科学网。
- ↑ 先秦儒家教育与教化思想,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荀子》:以"礼"为中心的思想世界,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荀子》:以"礼"为中心的思想世界,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荀子法律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借鉴意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 ↑ 荀子法律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借鉴意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