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法
访谈法(interview method)是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进行有目的的交谈,以获取其经历、观点、感受与行为信息的一种资料收集方法。与问卷法把问题固定印在纸上不同,访谈依赖面对面的语言互动,研究者可以根据对方的回答即时追问、澄清与调整提问顺序。这一特性使访谈在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人事选拔、需求评估与质性研究中处于核心位置,也使它成为最难标准化、最依赖研究者素养的方法之一。[1]
历史脉络
访谈作为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古已有之,但它进入心理学则与临床实践和调查技术两条线索有关。临床线索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临床问诊传统:医生通过询问病史、症状与生活史形成判断。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把自由联想式的交谈发展为探索无意识材料的手段,虽然其证据地位后来备受争议,却确立了“谈话本身可以产生关于心理的资料”这一观念。皮亚杰在研究儿童思维时采用的临床法,也是在自然交谈中提出任务、根据儿童的回答继续追问,以此揭示其推理结构,而不是按固定题目逐一施测。
调查线索则来自20世纪的社会调查与市场研究。当研究者需要了解公众态度、消费习惯与生活状况时,标准化的访问被大规模使用,访员按统一问卷逐题询问并记录,以减少不同访员带来的差异。这两条线索塑造了访谈的两种理想型:一端追求深度与灵活,另一端追求标准化与可比,而当代的访谈实践大多位于两者之间。
类型与结构
按标准化程度,访谈通常分为结构式、半结构式与非结构式。结构式访谈事先确定问题、措辞与顺序,甚至规定追问方式与记录格式,本质上是有声的问卷,优点是不同被试得到的刺激相同,便于比较与编码,适合大样本调查;缺点是限制了被试表达的空间,遇到预设之外的重要信息只能放弃。非结构式访谈只给出大致主题,由被试主导叙述,研究者随内容深入,能获得丰富的个人意义,却难以横向比较,分析高度依赖研究者的解释。半结构式访谈居中,研究者准备一份访谈提纲,围绕若干核心问题展开,同时保留追问与调整的余地,是质性研究中最常用的形式。
按对象数量,有个别访谈与团体访谈。个别访谈便于讨论敏感话题,保密性较好,也便于观察细微反应;团体访谈,尤其是焦点小组,利用成员之间的互动激发观点,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多样看法,但群体压力可能导致从众,个别强势成员也可能主导讨论。按目的,又有临床访谈、人事访谈、研究访谈与口述史访谈之分,各自的提问逻辑与伦理要求并不相同。[2]
提问技术与互动过程
访谈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问题的措辞应避免诱导,例如“你是不是也觉得压力很大”预设了立场,改为“你最近感受到的压力是怎样的”才留有否定与描述的空间。双重问题应拆开,“你对工作强度和薪酬满意吗”实际上问了两个对象,回答无法归因。抽象问题应落到具体事件,问“你通常怎么处理冲突”得到的是自我理论,问“上一次和同事意见不一致时你做了什么”得到的才是行为。追问的作用是让模糊的陈述变得可核查,常用的方式包括请对方举例、澄清用语、追问时间顺序与细节。
访谈还是一种关系过程。研究者在开场需要说明目的、保密范围与退出权利,建立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直接影响被试愿意披露的程度。倾听比提问更难,它要求研究者抑制急于验证假设的冲动,容忍沉默,并对情绪线索保持敏感。访谈中出现阻抗、回避或强烈情绪时,如何处理既关系到资料质量,也关系到被试的福祉,这也是临床访谈需要专业训练的原因。
访谈结束并不意味着资料收集完成。录音需要逐字转写为文字稿,转写本身就是一次解释:语气词是否保留、停顿如何标记、多人交叉说话如何切分,都会影响后续分析。研究者随后对文字稿作编码,把段落归入主题,比较不同被试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并不断回到原始语境核对。这个过程通常与资料收集交替进行,前面的访谈会修正后面的提纲,直到新访谈不再带来新主题,即所谓饱和。正因为分析依赖研究者的解读,报告访谈研究时必须交代抽样方式、提问提纲、编码框架与研究者立场,否则读者无从判断结论的可信程度。
误差来源与效度问题
访谈资料的系统性偏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社会赞许,被试倾向于给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回答,涉及收入、性行为、偏见与违规行为时尤为明显。其二是访员效应,访员的年龄、性别、口音、身份与被试的匹配程度会影响回答,被试也可能根据对访员意图的推测调整叙述。其三是记忆与重构,回溯性叙述会把零散经验整合成连贯故事,细节可能被无意修补,时间顺序也可能被重新编排。
在效度控制上,研究者通常采取几种策略。访谈提纲经过预试与专家审阅,确保问题覆盖构念的主要方面;多名研究者独立编码同一批转录稿,计算编码者一致性,做法与信度评估相通;把访谈材料与观察、文档、问卷等其他来源对照,形成三角验证;把初步分析返回给被试确认,检验解释是否忠于其原意。需要强调的是,访谈擅长回答“人们如何理解和叙述自己的经验”,而不擅长估计行为的实际发生频率,把它当作流行病学调查工具使用时必须谨慎。
应用、伦理与评价
访谈法在心理学的多个领域承担不同职能。在心理咨询与心理诊断中,初诊访谈用于建立关系、收集背景、形成初步假设,其结构化版本被用于提高诊断的一致性;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中,结构化面试被证明比随意交谈更能预测工作表现,关键做法是围绕岗位所需能力设定统一问题并制定评分锚点;在用户研究与教育评估中,访谈用于理解使用者的真实需求与困难;在社区与健康研究中,深度访谈常被用来呈现少数群体的处境。
伦理上,访谈触及隐私的程度高于多数方法,研究者须取得知情同意,明确录音与引用的范围,对可识别信息作匿名化处理,并在涉及自伤、伤人风险时按预案处理。此外,访谈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等不容忽视:研究者掌握提问与解释的主动权,被试可能因顾虑评价而隐藏真实想法,或在事后对披露过多感到后悔。成熟的做法是在访谈前后都给被试留出提问与撤回的空间,并在报告中区分被试的原话与研究者的概括。
评价访谈法,既要看到它不可替代的深度与灵活性,也要承认它耗时、样本小、难以复制、分析主观等代价。它不适合单独承担因果推断的任务,但在揭示机制、生成假设与理解意义方面,仍是心理学不可或缺的工具。[3]
参考资料
- ↑ Clinical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Experimental Method,Simply Psychology,2024年访问
- ↑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