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教育
进步主义教育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发端并盛行于美国的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及其教育思潮,主张以儿童为中心、以经验为基础、以民主为目标,反对传统教育中呆读死记的古典课程、形式主义的纪律约束和教师单向灌输的教学方式。这场运动与当时美国进步主义的社会改革潮流相呼应,目的在于使学校教育适应工业化、城市化时代的社会生活需要,其精神领袖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理论来源则包括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与福禄培尔的儿童教育实践以及欧洲新教育运动。进步主义教育深刻改变了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学校教育的面貌,其影响延续至今。
历史背景与起源
进步主义教育兴起的社会土壤是美国南北战争后迅速展开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大企业垄断经济资源,贫富分化、劳资对立、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日趋尖锐,旧有的道德规范与社会制度难以应对新的局面。在教育领域,沿袭欧洲传统的学校强调严格训练与机械记忆,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地位,古典课程与实际生活严重脱节,无法满足急剧变化的社会对劳动力和公民素质的要求。一批教育改革者认为,学校必须在社会变迁中承担起重建民主生活的职能,教育应当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一般认为,进步主义教育的先行者是被称为"进步教育之父"的帕克。19世纪70年代,帕克在昆西市担任督学期间,受欧洲自然主义思想影响,首先推行新教学方法的实验,废除机械背诵,采用直观教学与单元教学法,提出"教育要使学校适应儿童,而不是使儿童适应学校"的原则。此后,库克、帕克赫斯特、约翰逊、艾根等人分别在各自创办的学校中进行改革试验,形成昆西制度、道尔顿制、葛雷制、文纳特卡制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1896年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办实验学校,把自己的哲学主张付诸实践,使儿童在主动作业和社会性活动中学习,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示范。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成立,标志着运动进入有组织的阶段。[1]
核心理念与主要主张
进步主义教育并无统一的理论体系,各派别的具体主张差异很大,但大体共享以下几个基本观念。
第一,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杜威批判"教育是未来生活的预备"的传统观念,认为教育不是为某种遥远的生活做准备,教育本身就是生活的过程;教育即不断的生长,而生长的机制在于经验的持续改造。他提出"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学校即社会,学校应当是一个雏形的社会,儿童在其中通过共同的活动学习过民主的生活。[2]
第二,儿童中心。进步主义者批评传统课程以学科为中心,学科分得过细,脱离儿童的生活实际,压抑儿童的兴趣与创造力。他们主张教育的出发点是儿童的兴趣与需要,教师的作用从训导者转变为引导者与合作者,师生关系趋向民主平等。课程按照儿童的活动和生活经验来编订,出现了活动课程、经验课程等新型课程形态。
第三,从做中学,重视直接经验。进步主义教育强调亲身实践,提倡手工训练、主动作业、问题解决与探究式学习。杜威提出使教材心理化,把逻辑的学科知识还原为儿童可以亲身经历的经验过程,实现儿童、社会与学科知识三者的统一。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即是这一主张的典型成果。
第四,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民主目标。进步主义教育把学校视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具有合作精神、科学态度与民主素养的公民,缩小社会不平等,维护民主的价值。杜威指出,学校应当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一个胚胎的社会",使儿童在共同的生产性活动中体会民主生活的意义。[3]
兴盛与衰落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迅速扩展。1910年至1930年间,美国建立了许多新学校,大量旧学校也加入进步主义阵营,都市地区的学校广泛开展活动课程、核心课程与设计教学法,提倡儿童本位、宽松的训导、课程实验以及艺术与手工学习。1919年成立的进步教育协会在1929年拥有会员学校数千所,1930年前后运动达到全盛时期,进步主义思想还通过杜威等人访问中国、日本等国的讲学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胡适、陶行知等人均直接受其影响。
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运动逐渐暴露出问题并走向衰落。一方面,它不能满足美国社会日益快速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在教学方法、教学时间和教师能力上提出了过高要求,缺乏现实可行性;不重视系统知识的学习也使学生的学业成绩出现倒退。保守派批评进步主义教育过分纵容儿童,缺乏必要的纪律。1938年要素主义者成立促进美国教育的委员会,主张恢复系统知识与严格训练,成为进步主义教育的对立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日益怀疑进步主义教育提高知识水平的能力。1955年进步教育协会解散,1957年《进步教育》杂志停办,通常被视为这场运动终结的标志。不过,进步主义的教育思想并未消失,它后来在开放教育、合作学习、建构主义教学等实践中以新的形式延续,并对当代美国的课程改革持续发生影响。[4]
影响与评价
进步主义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教育的僵死传统,把儿童推向了教育的中心地位,确定了20世纪美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杜威晚年在回顾中认为,进步主义教育最大的成就是改变了课堂生活的气氛,对儿童的需要有了更多的认识,使师生关系更为民主化,但他同时指出,在知识性教材的选择与组织方面仍有待改善。他本人也多次批评运动中出现的放任与简单化倾向,强调教育必须兼顾经验与学科、自由与组织,因此学界对杜威思想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之间关系的评价存在多种观点,至今仍是美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争议话题。[5]
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进步主义教育的经验教训具有两面性。它的积极方面在于确立了儿童主体地位,推动了课程与教学方法的革新,促进了教育科学化与民主化,其中的项目式学习、探究学习等主张在当代教育中重新受到重视;其局限则在于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对教师素质要求过高,在实践中容易流于形式,导致学业质量下降。这场运动对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均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中国的传播直接催生了20世纪20年代的新学制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实验。研究者在总结这场运动时指出,只有把历史学的方法与教育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其理论、经验教训及其历史地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