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
| 非营利组织 | |
|---|---|
| 英文名 | 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 |
| 学科领域 | 组织社会学、公共管理、非营利研究 |
| 代表学者 | 萨拉蒙、汉斯曼、韦斯布罗德 |
| 核心特征 | 非分配约束、志愿性、自治性、正式组织 |
| 主要形态 | 基金会、协会、社会服务机构、公益社团 |
| 相关概念 | 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社会组织 |
非营利组织(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缩写 NPO)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不得在所有者或成员之间分配、具有正式组织结构与自治能力的社会组织。它的宗旨通常是提供公共物品、推进公益事业或服务特定群体,收入可来自捐赠、会费、政府购买与经营性收入,但经营所得必须回流于组织使命。非营利组织既区别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也区别于依科层权威运作的政府机构;它凭借自愿结社与公益信托取得社会合法性,是现代社会中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重要组织形式。
概念界定
"非营利"的核心不在"不赚钱",而在"不分配"。汉斯曼(Henry Hansmann)在1980年的论文中把这一特征概括为"非分配约束"(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t):组织可以有盈余,但盈余不得以利润形式分给控制组织的人,只能用于组织宗旨。正是这一约束,使非营利组织在服务质量难以观察的领域获得信任——消费者知道自己支付的钱不会变成经营者的分红,因而更愿意相信组织不会为压缩成本而降低质量。
广义的非营利组织几乎涵盖一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包括教会、工会、政党、合作社、俱乐部与互助组织;狭义的用法则多指以公益为取向、享受税收优惠、接受公共监督的服务型组织。中文语境中,非营利组织常与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第三部门、社会组织混用,但各词侧重不同:非政府组织强调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第三部门强调相对于国家与市场的部门位置,社会组织则是中国政策与登记管理中的统称。
组织特征
萨拉蒙(Lester Salamon)与安海尔(Helmut Anheier)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一套便于跨国操作的"结构性—运作性定义",包含五项特征:组织性,即有正式的章程、治理结构与相对稳定的活动;私立性,即在体制上与政府分离,不受政府官员直接指挥;非利润分配性,即盈余不分配给所有者或管理者;自治性,即自行管理事务、自主决定人事与项目;志愿性,即有相当比例的志愿参与,或至少在治理与资源上依赖自愿捐赠。
这五项特征中,非分配约束与自治性最具辨识力。前者划清了与企业的界线,后者划清了与政府附属机构的界线。志愿性则常被误读:大型非营利组织的日常运转主要依靠受薪职员,志愿者多集中在服务一线与理事会,因此"志愿"更应理解为治理与资源的自愿基础,而非全部劳动的无偿。若把志愿性等同于不领薪,反而会低估非营利部门的专业化程度。
理论解释
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常由三种"失灵"来解释。韦斯布罗德(Burton Weisbrod)提出政府失灵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水平取决于中位选民的偏好,少数群体的超额需求无法通过投票得到满足,非营利组织便填补这些缺口。市场失灵论则指出,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企业难以收费,营利供给必然不足。
汉斯曼的契约失灵论更进一步:当服务的质量难以被购买者观察,或购买者与受益者分离(如捐赠人为受灾群众付款)时,营利企业有动机偷工减料,非营利的非分配约束就成为质量的担保。萨拉蒙则提醒,非营利部门自身也会失灵,即"志愿失灵":慈善资源不足、服务对象偏向特定群体、捐赠人的家长作风,以及依赖业余志愿者导致的专业性不足。四种失灵合在一起说明,三个部门谁也不能单独承担公共服务,合作与互补才是常态。
非营利组织与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NGO)一词的制度起点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71条,该条授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咨商关系。此后,NGO在发展援助、人权倡导、环境保护与人道救援中形成跨国网络,其形象偏向倡导与监督。非营利组织则更多出现在公共管理与法律文本中,强调非分配约束、税收地位与服务供给。
二者在现实中大量重叠,却不能完全互换:一家提供养老照护的民办机构是典型的非营利组织,却未必以倡导为使命;一个跨国人权组织是典型的NGO,却可能在注册地以基金会或协会的形式存在。中文早期文献多用"民间组织",2006年以后官方逐步改称"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则多见于学术研究与对外交流。这种称谓的更替本身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国际比较
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国际比较项目自1990年代起覆盖四十多个国家,最具影响的发现有三个方面。其一,非营利部门的就业规模远超一般想象,在若干发达国家占全部非农就业的相当比重。其二,收入结构中政府购买与会费收入往往超过私人捐赠,所谓"捐赠主导"更接近印象而非事实。其三,非营利部门的形态与福利体制相关:自由主义体制下慈善与市场并重,社会民主体制下公共部门主导、非营利组织多承接服务,法团主义体制下教会与协会深度嵌入,国家主义体制下则空间有限。
这项研究把"第三部门"从规范期待拉回经验比较,也促使各国建立卫星账户,把非营利机构的产出与就业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它同时提醒研究者,不应以某一国的慈善传统去度量所有国家的非营利部门。
中国语境
中国法律文本中并无"非营利组织"的统一称谓,与之对应的是社会团体、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三类社会组织。《民法典》把这三类连同事业单位一并归入"非营利法人",明确其不得向出资人、设立人或会员分配所取得的利润。慈善组织认定、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构成了配套的财税制度。
实践中,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呈现"行政依附"与"市场化运营"并存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许多组织由政府部门发起,依赖购买服务与行政资源;另一方面,部分组织通过收费、连锁复制与品牌运营扩大规模。这种混合形态既提高了服务能力,也使非营利的边界变得模糊,监管因而需要在鼓励发展与防止营利化之间寻找平衡。
争议与评价
第一组争论关于商业化。收费可以改善财务可持续性,但当经营收入成为主导,组织可能转向服务有支付能力的人群,使命发生漂移。第二组争论关于问责。非分配约束只解决了利润去向,却不能防止高薪、关联交易与资源浪费,透明度与独立审计因此不可或缺。第三组争论关于独立性。接受政府购买的组织,其议程容易被合同指标塑造,倡导功能相对萎缩。
评价非营利组织,不应只看数量与规模,而应看它是否以可问责的方式提供了政府与市场难以提供的服务,是否为边缘群体保留了发声渠道,是否在效率与使命之间守住了非分配的底线。
参见
参考文献
1. 民政部. 社会组织登记与非营利组织管理. 民政部, 2024. https://www.mca.gov.cn/ 2. 中国政府网.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政策文件. 中国政府网, 2024. https://www.gov.cn/zhengce/ 3. 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 非营利法人与社会组织法规. 北京大学, 2024. https://www.pkulaw.com/ 4. 中国发展简报. 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观察. 中国发展简报, 2024. https://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 5. 中国社会科学网. 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 https://www.cssn.cn/shx/ 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非营利部门与公民社会研究著述.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24. https://www.hup.harvard.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