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课程
高瞻课程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市形成的学前教育课程模式,由心理学家戴维·韦卡特及其同事在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中创制,后经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不断修订,成为当代国际学前教育领域影响最广、实证研究积累最厚的课程方案之一。它以"主动学习"为核心理念,以"计划—工作—回顾"的日常循环为组织骨架,以关键发展指标为内容框架,主张儿童在成人的支持下自主选择、操作材料并在活动后反思经验,教师则由知识传授者转变为环境的创设者与学习的支持者。[1]
概念界定
高瞻课程并不是一套按学科编排的教材,而是一个由学习环境、每日作息、师幼互动方式和观察评估工具共同构成的课程框架。其课程内容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显性的活动安排,即儿童每天在固定时段内完成计划、工作与回顾,并在教师组织的小组活动、集体活动、户外活动中获得经验;二是隐性的发展目标,即由关键发展指标所描述的、可以观察到的早期学习与发展行为。理解高瞻课程需要把握三个关键词:主动学习,指儿童通过直接操作材料、与人交往、产生疑问并尝试解决而建构经验,而不是被动接受讲解;计划—工作—回顾,指儿童先表达自己的活动意图,再付诸实施,最后回到小组中讲述自己做了什么、遇到什么问题、下次打算怎样改进;关键发展指标,指把儿童发展划分为若干领域并列出可观察的标志性行为,为教师布置环境、设计活动与观察记录提供参照。
与蒙台梭利课程强调教具的自我纠正、瑞吉欧课程强调艺术的表达语言不同,高瞻课程把重心放在儿童自我规划与反思的习惯上,其课程结构相对稳定,强调一日作息的可预测性,认为稳定的秩序感是儿童获得安全感与自主性的前提。[2]
理论渊源与发展
高瞻课程的直接源头是1962年启动的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该计划在伊普西兰蒂市的非裔低收入社区招募三至四岁儿童,将一百二十余名儿童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接受以主动学习为核心的半日制学前教育,并配以每周一次的家庭访问。研究的初衷是检验高质量的早期教育能否改善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业表现与人生轨迹,韦卡特由此把课程实验与长期追踪结合起来,使课程设计始终以证据为依据。
1970年,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在伊普西兰蒂成立,负责把佩里计划的课堂经验转化为可培训、可推广的课程体系。1979年出版第一版课程手册,此后随研究推进多次修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金会把课程目标细化为关键发展指标,并开发出配套的观察记录工具;九十年代以后又推出面向婴幼儿与小学低年级的扩展版本,使课程覆盖零岁至八岁。在理论来源上,高瞻课程吸收了皮亚杰关于儿童通过动作与操作建构认知的观点,继承了杜威"做中学"与经验连续性的主张,也借用了埃里克森关于幼儿自主性、主动性与内疚感冲突的论述,但它在课程层面的独特贡献,是把这些理论转换成一套可操作的日常程序。
佩里计划的追踪研究是高瞻课程最有力的证据基础。研究者对参与者在二十七岁、四十岁乃至五十岁时的教育程度、收入、就业、健康状况与犯罪记录进行回访,发现实验组高中毕业率更高、成年后收入更高、拥有房产比例更高、被逮捕比例更低,成本收益分析据此估算每投入一美元可获得数美元的社会回报。这些结论被广泛引用于各国学前教育政策的论证之中,也使高瞻课程成为"早期教育具有长期效益"这一命题最常被提及的案例。
主要内容与实施
高瞻课程的实施围绕一日作息展开,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时长约一小时的计划—工作—回顾时段。计划环节通常以小组形式进行,教师用开放式问题引导儿童说出自己的意图,儿童可以用语言、绘画或指认图片的方式表达;工作环节中儿童进入积木、美工、角色游戏、沙水、阅读、科学等学习区,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教师在各区间走动观察,必要时以平行游戏、提问或提供新材料的方式给予支持,而不直接代替儿童完成任务;回顾环节由儿童讲述自己的活动,教师借助作品、照片或实物帮助儿童回忆并梳理经验。
除计划—工作—回顾外,课程还包含教师发起的小组活动、全班集体活动、户外活动、进餐与休息等环节,各环节的时间安排相对固定,形成可预期的节奏。学习区内的材料按照儿童身高摆放、分类清晰、数量充足且以低结构材料为主,以便儿童以不同方式使用。关键发展指标覆盖学习方法、社会情感发展、身体发展与健康、语言读写与交流、数学、科学与技术、创造性艺术、社会研究等八个领域,每个领域下列出若干具体指标,例如"儿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计划""儿童对材料进行比较与分类""儿童在冲突中尝试协商"。这些指标不是要求儿童逐条达成的考核清单,而是教师观察与备课的透镜。
在评估方面,高瞻课程配套的观察记录工具要求教师在日常情境中记录儿童的典型行为,按指标归类并定期汇总,形成儿童发展档案,用于课程调整与家园沟通。教师培训强调"分享控制":成人既要尊重儿童的选择,又要在儿童需要时提供恰当的挑战,避免放任与包办两种极端。针对师幼互动的质量,课程还提出若干具体策略,例如蹲下与儿童平视、用描述代替评判、在冲突中先帮助双方说出感受再引导协商、把儿童的错误视为理解的线索而非需要纠正的结果。
课程的实施条件同样构成其内容的一部分。高瞻课程要求班级人数与师生比控制在合理范围,要求每班配备足够数量的低结构材料并定期更换,要求教师每天留出固定的团队备课时间用于回顾观察记录、调整学习区材料。培训体系分为职前导论、入职辅导与持续的专业发展工作坊,培训机构通过对课堂录像的分析帮助教师辨认自己的指令性语言与支持性语言,这一做法被视为课程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由于课程成效高度依赖教师的观察与回应能力,缺乏系统培训的园所往往只能复制其作息表,而难以复制其互动质量,这也是同一课程在不同园所表现差异明显的重要原因。
代表国家与案例
在美国,高瞻课程长期被开端计划与多州公立学前班采用,是联邦与州层面推广最早的课程模式之一。英国、爱尔兰、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也建立了高瞻课程的培训与认证机构,部分国家将其纳入处境不利儿童补偿教育的政策工具。中国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系统引入高瞻课程,设立专门的推广与培训机构,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的幼儿园开展实验,其"计划—工作—回顾"环节被不少园所吸收进区域活动与游戏课程的组织流程。[3]中国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在使用中普遍对其作息结构与观察工具进行调整,例如延长集体教学时间、把回顾环节与绘画记录、照片讲述结合,以适应大班额与传统教学惯例。[4]
评价与争议
高瞻课程的支持者认为,它把抽象的发展理论转化为可复制的日常程序,并以罕见的长期追踪数据证明了学前教育的价值;其计划—工作—回顾结构对儿童执行功能、目标坚持与语言表达的支持,也得到了后续研究的反复验证。
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证据的外部效度。佩里计划样本量有限,参与者为特定社区的低收入非裔儿童,实验班的师生比与教师水平远高于普通园所,因此其长期效果难以简单推广到其他人群与办园条件。后续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时,课程对学业成绩的效应往往小于佩里研究的报告值。第二是课程结构的张力。高瞻课程强调儿童自主选择,但关键发展指标与固定作息又构成隐性约束,批评者认为其实践中容易出现"计划环节被教师主导、工作环节变成自由玩耍、回顾环节流于形式"的走样现象。第三是文化适配问题。在重视集体教学与学业准备的教育传统中,把大量时间交给儿童自主计划,会与家长的期待和小学的衔接要求发生冲突,如何在本土化过程中保持课程的精神而非仅复制形式,是各国实践者共同面对的难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