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教学
方案教学是围绕儿童感兴趣且值得深入探究的主题,由师幼共同规划、持续数日乃至数周展开的课程与教学组织形式。它不以教师预设的知识点为起点,而以儿童提出的疑问为线索,通过实地参观、访问专家、实验、查阅资料、表征与展示等系列活动,帮助儿童在真实情境中建构对某一现象的理解。方案教学被视为进步主义教育传统在当代学前教育与小学低年级教育中的延续,与意大利瑞吉欧教育体系、美国项目式学习共同构成"以探究为中心"的课程谱系。[1]
概念界定
在方案教学中,"方案"特指对一个主题的深入探究,而非一份教案或一件手工作品。美国教育家莉莲·凯茨与西尔维亚·查德对其作出经典界定:方案是儿童对一个值得学习的主题进行的深入调查,通常以班级中的小组为单位进行,有时以全班或个别儿童的形式展开;方案最重要的特征是,活动的努力被有意地放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上,而这些问题由儿童、教师或双方共同提出。据此,方案教学与主题教学、单元教学存在区别:主题教学可以由教师选定主题并按学科逻辑铺开内容,儿童的回答指向教师已知的结论;方案教学则要求主题具有可探究性,儿童的问题真实存在且答案未知,探究过程允许出现分歧、失败与方案调整。
方案通常具有若干可辨识的特征:儿童对主题拥有相当程度的选择权与主导权;探究活动跨越多个领域,绘画、测量、书写、建构、戏剧表演都可能成为理解主题的工具;教师以记录、提问、提供资源的方式参与,而不是讲授答案;探究成果以展览、报告、图书、模型等形式向同伴、家长或社区公开,使儿童的经验获得社会意义。
在课程谱系中,方案教学与项目式学习常被混用,二者的区别主要在学段与知识观。项目式学习多用于中小学,通常以学科课程标准为约束,要求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掌握既定的知识与技能,教师对项目成果有较明确的能力预期;方案教学则更多出现在学前教育与小学低年级,强调主题从儿童的生活与疑问中生长出来,对具体知识点的覆盖不作硬性规定,评价也更依赖过程记录而非作品评分。二者共享"以真实问题驱动学习"的立场,但在课程目标的确定权上存在明显差异。
理论渊源与发展
方案教学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杜威主张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强调儿童的兴趣与生活经验是课程的起点,主张让儿童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学习。1918年,杜威的学生威廉·克伯屈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方案教学法》一文,提出以儿童有目的的活动为单位组织学习,把方案分为构造、鉴赏、问题解决与练习等类型。克伯屈本人承认"方案"一词并非自己发明,但由于他的倡导,这一方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学校迅速传播,并被译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国学者多将其译为"设计教学法"。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幼儿学校与美国开放教育把方案作为课程的主要形式,英国普劳顿报告所描述的幼儿学校教学即以方案活动为核心特征。八十年代后期,凯茨与查德合作出版《探索儿童的心灵世界:方案教学》,系统总结了方案的理论基础与实施步骤,重新激起学界对方案教学的兴趣。与此同期,意大利瑞吉欧·艾米利亚市的市立幼儿学校在洛里斯·马拉古齐的带领下,把方案作为其教育实践的基本单位,形成了以记录、光影工作室、小组合作与社区参与为特色的模式,使方案教学获得世界性声誉。[2]
主要内容与实施
凯茨与查德把一个完整的方案划分为三个阶段。开始阶段的任务是确定主题并激活儿童的已有经验:教师通过谈话、绘画、投票等方式了解儿童对主题知道什么、想了解什么,据此绘制主题网络图,把儿童的问题归类为若干可调查的子问题。发展阶段是方案的主体,儿童分组围绕子问题开展实地调查,如参观邮局、访问兽医、在校园中采集昆虫;随后用绘画、模型、表格、故事等方式表征发现,教师在此过程中安排专家来访、提供图书与工具、帮助儿童把零散经验整理为可交流的成果。结束阶段则以展览、表演或向他人讲解的方式公开探究结果,并组织儿童回顾整个过程,讨论哪些方法有效、哪些问题尚未解决。
在这一框架下,教师的角色被概括为"提供支架而不代替探究"。具体策略包括:用开放式问题延续儿童的思考,如"你觉得它为什么会这样";把儿童的错误假设记录在案,作为后续检验的对象;为不同能力的儿童提供难度不同的参与方式;用照片、录音、儿童作品与教师札记构成学习故事,使探究过程可见。记录既是评估工具,也是与家长沟通的媒介,它把儿童的学习从结果转向过程。
主题网络是方案实施的另一项关键技术。教师与儿童共同把主题拆解为中心概念与外围问题,用图示呈现各问题之间的关系,随着探究推进不断增补或划去分支。网络图并非固定教案,而是随儿童兴趣移动的地图,它使教师能够判断哪些问题已被充分探讨、哪些问题值得延伸为新的方案。在材料准备上,方案教学强调真实物品与真实场所优先:比起图片与模型,儿童更需要在邮局称重、在菜市场询价、在校园里挖土取样,因为真实情境中的意外与阻力正是问题产生的来源。
代表国家与案例
在意大利,瑞吉欧的幼儿学校把方案与艺术表达紧密结合,儿童围绕影子、雨水、城市广场等主题持续探究数月,教师团队每周固定研讨记录材料。在美国,方案教学被伊利诺伊州等地的早期教育机构系统推广,形成了面向三岁至八岁儿童的教师培训课程与案例库,其培训强调从儿童的真实问题出发设计主题网络。[3]在英国,方案活动被纳入幼儿学校与小学预备班的日常课程,与户外学习、社区走访相结合。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瑞吉欧经验的译介,方案教学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被广泛尝试,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园所围绕"桥""地铁""蚕"等主题开展长期探究,研究者同时提醒,本土实践中容易出现教师预设主题网络过细、儿童问题被形式化处理、探究时间被集体教学切碎等问题。[4]
以"医院"主题为例,方案的展开通常经历如下轨迹:儿童在角色游戏中出现争抢听诊器的冲突,教师据此组织谈话,梳理出"医院里有哪些人""病人怎样挂号""药从哪里来"等问题;随后联系社区医院参观,儿童带着自己绘制的采访提纲向护士提问,回园后用积木搭建诊室、用表格记录候诊顺序、把见闻画成连环画;教师邀请家长中的医务工作者来园演示包扎,儿童在扮演中修正先前关于"打针"的错误想象;最后全班把作品布置成走廊展览,并向平行班儿童讲解。整个过程中,教师没有讲授人体知识,但儿童在测量体温、比较药盒、讨论传染病等活动中自然接触到数与量、生命与健康的内容,这正是方案教学所主张的"目标隐含于活动"的典型形态。
评价与争议
支持者认为,方案教学把儿童的好奇心转化为持续的研究,使学习跨越学科边界,有助于培养问题意识、合作能力与表达勇气;对教师而言,记录与研讨制度促使他们从"执行教材"转向"研究儿童",是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质疑主要集中在实施条件与课程均衡两个方面。其一,方案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极高,教师需要具备观察、提问、跨学科知识与课程决策能力,若缺乏培训与团队支持,方案容易退化为手工作业展示。其二,长期探究可能挤占基础技能的系统练习时间,尤其在小学阶段,家长与学校对读写算成绩的期待与方案的开放节奏之间存在张力,如何在方案与结构化教学之间取得平衡,是实践者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三,方案主题的选择难以完全由儿童决定,教师的预设与儿童的兴致之间往往需要妥协,一些批评者因此认为方案教学所宣称的"儿童主导"在实践中被高估。其四,方案教学的成效评估缺乏统一工具,多数研究依赖质性描述与个案报告,难以进行跨方案比较,这限制了它在政策层面的话语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