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集,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教育原则。自宋代起,《论语》被列入“四书”,与《大学》《中庸》《孟子》并列为科举与官学的基本教材,两千多年来始终是中国教育最重要的经典,其影响远及整个东亚文化圈。
作品简介
《论语》的书名,据《汉书·艺文志》解释:“《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有编纂之意,“语”指孔门师生之间的言语对话,书名即“编纂起来的孔子言行录”之义。全书篇名取自各篇开头的两三个字,如《学而》《为政》《八佾》《里仁》等,篇名与内容并无逻辑关联;各章多为一两句对话,独立成章,集章成篇。[1]
《论语》并非一时一人之作。从记事下限看,书中记有曾子临终之言,说明最后编定当在孔子去世多年之后;从内容看,个别章句重复出现或文字略异,说明编纂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学界一般认为,编纂工作始于孔门弟子,终于再传弟子之手,主体成书于战国前期。《论语》语言简练浅近而用意深远,雍容和顺、纡徐含蓄,能在简短的对话中展示人物形象,被视为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成书背景
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任,先后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生前与弟子的问答、日常言行,弟子各有随侍记录。孔子去世后,为保存师说、传习学业,弟子和再传弟子将散存的记录汇纂成书。《论语》由此成为了解孔子思想最基本、最可靠的文献。
需要指出,《论语》在古代曾有《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系统:西汉初鲁人所传为《鲁论》,齐人所传为《齐论》,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壁时发现的以古文字书写的本子为《古论》。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合参《齐论》,世称“张侯论”;东汉郑玄又参校《鲁论》《齐论》《古论》加以注解,今本《论语》即由《鲁论》系统而来。《齐论》的部分篇章久已亡佚,近代出土文献中曾发现与《齐论》相关的材料,为研究《论语》文本源流提供了新证据。[2]
内容与核心思想
《论语》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其思想的三个基本范畴,通常被概括为伦理道德层面的“仁”、社会政治层面的“礼”与认识方法层面的“中庸”。
仁与礼
“仁”是《论语》的核心概念。孔子将“仁”界定为“爱人”,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把道德建立在推己及人的心理基础之上。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约束自身而合乎礼制;仁的品质则包括恭、宽、信、敏、惠等。礼是仁的外在形式,孔子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礼若无内在的仁爱情感支撑便成空文;同时又坚持“不学礼,无以立”,礼的研习是人格养成不可或缺的课程。仁与礼的结合,构成儒家道德教育的总体框架。
教育思想
《论语》的教育思想极为丰富,主要可归纳为以下数端。
其一,有教无类。孔子首创大规模私人讲学,打破“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宣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奉上最薄的见面礼皆可受教。这一主张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深刻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历史走向。
其二,因材施教。《论语》中弟子问同一问题而孔子回答各异: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以不可,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答以可以,理由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还善于品评弟子所长,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分,显示了根据个性特点施教的教育智慧。
其三,启发诱导。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生不到心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未能的境地不去开导;又要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重视培养迁移推理能力。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启发式教学论述之一。
其四,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与思考不可偏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强调在温习旧知中获取新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倡导诚实的学习态度。
其五,终身向学。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描绘了一个持续终生的学习与人格发展历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则展示了以学为乐的生命态度。
其六,德育为先。孔子以文、行、忠、信四教施于弟子,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道德践履置于文化知识学习之前,确立了儒家教育重德行的基本取向。
修身与处世
《论语》高度重视自我修养。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确立了自省的修养方法;“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供了榜样学习的心理机制;“过则勿惮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表达了对过错坦然面对、及时改正的态度。孔子还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要求凡事反求诸己,这与《中庸》《大学》的修养论一脉相承。
版本与流传
汉代《论语》立有传记博士,注家渐多。东汉郑玄为之作注,是汉学注疏的代表;魏何晏汇集诸家之说撰《论语集解》;南朝皇侃作《论语义疏》;北宋邢昺撰《论语注疏》,成为官方定本。南宋朱熹撰《论语集注》,以理学观点重新诠释,元代以后成为科举标准。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论语集释》、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则是阅读与研究《论语》的重要参考著作。1973年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论语》抄本,对校勘今本具有珍贵价值。
《论语》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东亚各国官学与科举的基本教材。16世纪末起,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将《论语》译介到欧洲,儒家思想引起欧洲思想界关注,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法译本、英译本、德译本等相继问世,《论语》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思想最重要的经典之一。[3]
影响与评价
《论语》对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影响难以估量。在教育方面,它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价值:面向平民的普及教育理想、德智兼重的课程结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均可在《论语》中找到源头。历代书院、家训、蒙学教材无不援引《论语》;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词语,至今仍是汉语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虽系后人附会,却反映了此书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分量。
近现代以来,尽管经学教育体系已经解体,《论语》仍被广泛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孔子学院与国际中文教育也常以《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文本。研究者指出,《论语》保存的不仅是孔子的学说,更是早期儒家师生共同体的教育实践记录,其中体现的对话、问答、评论、示范等教育形态,对今天的师生互动与人格教育仍有借鉴意义。[4]作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一,《论语》已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思想财富。[5]
参考资料
- ↑ 《论语》(光明网专题),光明网。
- ↑ 《论语》西传:中国儒家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交汇,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论语》西传:中国儒家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交汇,中国社会科学网。
- ↑ 《论语》(内容介绍),台北市孔庙儒学文化网。
- ↑ 《论语》(光明网专题),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