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大学》原为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际,作者已不可确考,旧题曾子及其门人所记。北宋程颢、程颐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篇,南宋朱熹作《大学章句》,并将其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自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官方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是中国古代论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纲领性文献,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作品简介
《大学》全篇约一千七百余字,篇幅短小而结构严整,是儒家对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关系所作的系统阐述。书名“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内容;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修身、治国、为政的“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解释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汉代郑玄在《礼记目录》中也称,此篇所记是“博学可以为政”的内容。可见《大学》从篇名开始,就把为学与为政、做人与做事统一起来,主张一切社会政治活动的根基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1]
关于作者,汉唐学者多不详论,宋代程朱一派则提出“经”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故旧题曾子所作。现代学者依据文本的思想特征与语言风格,一般认为《大学》成书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出自思孟学派或曾子一系后学之手,并非一时一人之作。
需要说明的是,《大学》在《礼记》中的位置处于全书后部,与论孝道、论政教的若干篇目相邻,历代学者对它与《礼记》其他篇目之间的思想关联多有讨论。有研究者指出,《大学》重编前后的文本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汉代礼学传统与宋代道学传统对儒家修养学说的不同理解:前者视之为礼乐政教之学的一个环节,后者则视之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精神修炼纲领。
成书背景
《大学》被收入《礼记》。《礼记》是西汉戴圣编纂的儒家礼学文献汇编,共四十九篇,采自先秦至西汉初年的多种儒家著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自注称这些篇章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战国中后期,儒学内部派系分化,思孟一系着重发展孔子的内圣之学与道德修养学说,《大学》正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形成的总结性文本。它把散见于《论语》《孟子》等书中的修身言论加以系统化,提炼出一条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修养路线,因而被视为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的概括之作。
秦火之后,儒家经典赖学者口传与抄录而保存。《礼记》在汉代立于学官,历代研习不衰。唐代韩愈作《原道》引用《大学》词句,李翱《复性书》亦加阐发,《大学》开始受到特别关注;至宋代,理学兴起,《大学》的地位骤然上升,最终从《礼记》的一篇跃升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大学”一词的本来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汉代郑玄释为“博学”,即广泛地学习为政之学;宋儒则将其解释为相对于“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这一释义上的转变,反映出宋代学者不再把《大学》仅仅当作礼学文献,而是当作一套系统的成人成圣的教育纲领来对待。
内容与核心思想
朱熹将《大学》整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一章提出全书总纲,即著名的“三纲领”与“八条目”;传十章则逐条加以解释。其内容的教育学意涵尤为丰富。
三纲领与八条目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三纲领”。朱熹释“明明德”为彰明人自身本有的光明德性,“亲民”为推己及人、使民众革旧图新(朱熹本作“新民”),“止于至善”为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并坚守不移。三纲领由己及人、由内而外,概括了大学教育的完整目标。
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目是修身的功夫:格物致知是接触事物、穷究事理而获得知识;诚意是“毋自欺”、不掩盖坏处而彰显好处;正心是摆脱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的干扰,保持内心端正。后三条目是修身的外推:家庭是修身的第一试验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治国平天下则是道德影响力的最终扩展。八个条目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与人生规划。
修身为本
《大学》最具影响力的命题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它断言无论社会地位高低,一切人的第一要务都是修养自身,而政治的本质即是道德的示范与感化:“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书中还提出“絜矩之道”,要求执政者“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推己及人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提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强调德治优先于理财。这些主张确立了儒家德治主义与道德本位教育观的基本框架。
教育方法论
《大学》包含多处精辟的教育见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描述了从确立目标到内心安定、再到思虑周详而有所收获的学习心理过程。“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强调学习要分清本末先后,抓住根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引用汤之盘铭,倡导不断自我更新的学习精神。传文中“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命题,指出人们在情感偏向中难以客观评价他人,这被视为对教育中偏爱与偏见问题的早期揭示。
《大学》还揭示了教育过程的层次性与渐进性。八条目的排列本身就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序列:格物致知属于知识领域,诚意正心属于意志与情感领域,修身属于行为领域,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社会实践领域。这一序列后来被朱熹概括为“知先行后”又“行重知轻”的功夫次第,构成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基础。传文中“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以极为生活化的例子说明专注状态对学习效果的决定作用,与今天教育心理学关于注意的论述可以相互印证。此外,“慎独”作为《大学》诚意章的核心功夫,要求在无人监督的独处情境中仍然坚持道德准则,这被认为是传统德育中关于自律和他律关系的最早自觉论述之一。
版本与流传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礼记》古本,按原本次序排列,不区分经传;二是朱熹《大学章句》本,将全文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为原阙的“格物致知”传补作“格物补传”,提出“即物而穷其理”的解释。朱熹本自宋末以后影响最大,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定本。此外,王阳明尊信古本,认为《大学》本无经传之分,其“致良知”之说即从古本“致知”条目引申而来,由此形成宋明理学中“朱王之争”的重要战场之一。
宋代程颢、程颐分别有《大学》改本,朱熹在二程基础上完成《大学章句》。淳熙年间,朱熹将《大学》《中庸》的章句注与《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刊为《四书章句集注》。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此后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大学》一直是读书人的必修课本。
影响与评价
《大学》对古代东亚教育影响深远。它提供的“三纲领八条目”成为传统教育的总体目标框架,书院讲学、家训蒙书多以此为宗。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如格物、致知、诚意、慎独等,几乎都源自或围绕《大学》展开。朱熹称其为“初学入德之门”,认为学者须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再及《论语》《孟子》;王阳明则称其为儒家“第一等切要”之书。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儒学教育同样以“四书”为基本教材,《大学》所确立的修养次第随之传播于整个汉字文化圈。
《大学》的政治哲学也常被史家称引。书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等语,被视为先秦民本思想的集中表达;“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命题,确立了传统士大夫评议财政与国政的基本价值尺度。这些内容使《大学》超越了一般道德读物的层次,成为儒家论述国家治理的纲领性文本。
近现代以来,《大学》仍被视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经典文本。其“修身为本”的思想,被研究者概括为一种以道德自我建构为基础的公民养成学说;“格物致知”的命题则在近代引发了关于知识与道德、科学与中国传统学问关系的长期讨论。[2]今天,《大学》仍是各级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常见选文,“明明德”“止于至善”等语也常被用作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表述。[3]学界对《大学》的成书、作者与思想源流的考证和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围绕“曾子所作说”“思孟学派说”以及《大学》与秦汉政治思想关系的专门研究不断推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