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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中庸》原为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孔子之孙、曾子之子孔伋(字子思)所作,全篇三千五百余字。北宋程颢、程颐极为推崇此篇,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并将其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中庸》以“中和”“至诚”为核心范畴,系统论述了天人关系、道德修养与为学次第,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必读书,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与教育原理的重要经典。

作品简介

《中庸》原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西汉戴圣将其编入《小戴礼记》而传世。所谓“中庸”,朱熹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即不偏不倚、恒常平常之道。汉代的注释家则认为,“中”指处理事情恰如其分,“庸”指平常可行,中庸之道就是能在日用常行中始终把握恰当分寸的实践智慧。全篇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形上学命题出发,最终归结为圣人至诚尽性的境界,形成了一个从天道到人性、从人性到教化的完整体系。[1]

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明确记载“子思作《中庸》”,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也说此书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自宋代起,欧阳修、叶适以及清人崔述、近人冯友兰、钱穆等先后从文体、思想与史料方面提出质疑,认为其中部分章节可能出自秦汉之际儒者之手。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看法是,《中庸》的基本框架与核心章节为子思所作,全书的最后编定可能经历了其弟子乃至秦汉学者的增补。

成书背景

《中庸》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儒学发展的特定阶段。孔子殁后,儒家学说在传承中逐渐分化,曾子、子思一系偏重内在心性的涵养,将孔子论仁、论中庸的思想向性与天道方向推进。《中庸》正是这一思想脉络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论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命题,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孟子关于性善、诚的概念,把道德修养上溯到天命人性,为儒家的教育学说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汉代编纂《礼记》时,《中庸》作为论教化与修养的专篇被收入。此后一千余年,其地位与《礼记》诸篇相同。唐代李翱作《复性书》,以《中庸》为据阐发性善情惑之说,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围绕此书的重要讨论。宋代新儒学兴起后,《中庸》因讨论性命与天道的问题,恰好满足了理学家建立形上学的需要,地位迅速提升,最终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核心经典。

内容与核心思想

朱熹将《中庸》分为三十三章,又将其内容概括为四个部分:首章为一篇之纲领;自第二章至第十九章引孔子之言阐发中庸之义;第二十章论述为政修身、为学之序;其后各章反复申说至诚之道,以圣人之德作结。

天道与人性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命题之一。它断言人的本性由天所赋,顺着本性行事即为道,依照道的原则来修养和化育即为教。这三句话把教育的本质界定为人性实现的过程,教育不是从外部灌输,而是帮助人回到并完成其天赋本性。“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进而把人的情感体验区分为未发与已发两种状态,主张通过涵养与省察使情感的表达都能恰合节度,最终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

中庸之道

书中借孔子之口,反复申明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并非折中调和、无原则的中间路线,而是要求在具体情境中把握恰当的度,做到无过无不及。为说明这一点,《中庸》举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指出过与不及同样背离中道。书中又以舜为例,称其“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把中庸理解为在全面把握对立两极的基础上作出的最优决断。子路问强一章则强调,中庸的实现需要坚强的意志,君子应“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在流俗与压力面前不改其守。

慎独与修身

《中庸》要求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仍然谨慎戒惧,“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由此成为儒家道德教育中最具代表性的修养功夫,强调道德的关键检验场域在于无人监督的私人生活。书中还提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主张人在富贵、贫贱、患难等各种处境中都安守本分、尽其当为;“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则以登高行远为喻,说明修养与学习必须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为学与教化

第二十章提出著名的“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五步构成一个完整的认识与学习过程,前四步属于求知,最后一步归于实践,而文中强调“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以加倍的努力弥补天资的不足。朱熹把这五步视为教学的基本次第,后世书院与官学课程编排多以此为依据。这一学习过程论将知识学习与道德实践融为一体,被认为是儒家教育方法论最系统的表述之一。[2]

至诚之道

《中庸》后半部分以“诚”为中心范畴展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天道真实无妄,人道的全部努力就在于达到这种真实无妄的状态。“诚”既是道德品质,也是认识与修养的最高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之人可以充分实现自己及他人乃至万物的本性,从而参与天地的化育。书中“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又区分了由德性而达于明达与由明达而进于德性两条路径,为后世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埋下伏笔。

版本与流传

《中庸》的版本大体有两种:一是《礼记》原篇,历代经学家如郑玄、孔颖达均曾作注;二是朱熹《中庸章句》本,分三十三章,每章加以集注,并将首章与末章视为全篇枢纽。朱熹本自元代起成为科举定本。宋代以前,《中庸》已有单本流传,汉代即有专门的讲习记载;唐代刊石经时《中庸》亦在其中。宋代司马光、二程、张载等均有关于《中庸》的著述,朱熹《中庸章句》集其大成。元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定科举取士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后,《中庸》成为全国读书人的必读书。历代重要注本还有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等。

影响与评价

《中庸》对中国教育与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经典的学习方法论,至今仍频繁出现在各类学校的教育理念表述中;“慎独”一词成为汉语中描述道德自律的通用概念;教育者也常以“致中和”“极高明而道中庸”概括教育所追求的人格境界。

在思想史层面,《中庸》是宋明理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其基本问题如未发已发、尊德性与道问学、诚与明,皆围绕《中庸》展开。朱熹称《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是儒学“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此外,《中庸》随“四书”东传朝鲜、日本、越南,成为整个东亚儒学教育圈的核心教材;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命题,在当代还常被引用于论述文明交流互鉴的场合。[3]

就教育理论而言,《中庸》的价值在于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一个贯通天人的论证结构。它把教育目标设定为“尽性”,把教育过程界定为“修道”,把教学方法归纳为学、问、思、辨、行的序列,把人格理想描述为“至诚无息”的持续状态。现代研究者认为,这种以主体自身内在资源为动力的教育观,与单纯依赖外部规范的教育模式构成有意义的对照,为当代德育思考提供了传统思想资源。同时,书中“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命题,强调学习与做事须事先规划,也被视为传统教育思想中关于学习计划与目标管理的重要论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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