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朝廷在州、郡、县设置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评定其家世与德才等第,以作为吏部选任官员依据的选官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该制度创立于曹魏黄初元年(220年),由吏部尚书陈群奉魏文帝曹丕之命推行,一直沿用到隋文帝开皇年间废止,前后近四百年,是继两汉察举制之后、科举制之前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选官制度,也是门阀士族政治的制度支柱。
概念界定
九品中正制的名称包含制度运作的两个要素。九品指人才等第分为九个等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中正指负责品评人才的专职官员,各州设大中正(州都),各郡设中正,曹芳时期以后又有县中正及大、小中正之分。中正须由本地人担任,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学界研究指出,所谓九品官人法在操作层面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对官员职位进行九品区分,根据职位重要程度规定任职者所需的人才品级;二是在实践中把人才的评判区分为九等,评判标准是家世、道德与才能,对人物的道德才能作概括性评语称为状,对人物高下作出评定称为品。[1]关于制度名称,有学者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后人的俗称,当时正式名称应为九品官人法,中正只是实施九品官人过程的具体负责者,不宜以中正概括整个制度。[2]
历史沿革
曹魏创立
东汉末年丧乱,人口流徙,乡里评议失去了原有秩序,察举制赖以运作的乡论基础崩溃。曹操当政时军中仓促,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士族高卑。延康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在各州郡设置中正,正式推行九品官人之法。制度初创时,中正品评人物兼顾家世与德才,尚能起到考论人才优劣、循名责实的作用。西晋人评价此时中正则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初期中正的权限甚至有凌驾吏部之上的现象。
西晋蜕变
西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膨胀,中正品第的标准逐渐向家世倾斜。研究者指出,魏时家世已是中正品第的标准之一,但还不是唯一标准;西晋期间家世才成为主要标准,重才德的状的作用随之下降。西晋大臣刘毅上疏批评九品有八损,指出今之中正不精才实,依党附随,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段灼也说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这些批评表明,制度设立之初的选贤初衷已经严重异化。
东晋南朝与北朝
东晋南朝时期,士庶界限森严,九品之品第完全被改造成与士族、庶族两个阶层相对应的等级,乡品赤裸裸地成为门第的符号,中正无力改变士人的出身门第,只能承认现实。[3]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这一时期的选举之弊: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继续沿用,孝文帝改制时将中正官职与士族门第结合,太和十九年定姓族,使制度进一步与门阀体制融合。
废止
隋朝统一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破除门阀对选举的垄断,于开皇年间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转而推行由中央吏部直接考试选官的办法。开皇七年(587年)设秀才科,隋炀帝时设进士科,以考试取士的科举制度逐渐确立,九品中正制退出历史舞台。
运作机制
九品中正制的运作以中正组织为核心,同时涉及司徒府、尚书省吏部等多个机构。中正的职责是察访本州郡人物,依据家世(又称簿阀)、行状定其品第。家世指父祖的官爵资历;行状是对本人道德才能的概括评语。中正定品后上报司徒府,司徒府审核后交付吏部,吏部依据品第高低授予相应官职。品第并非一定终身,按规定三年一清定,中正可以根据士人行迹的变化升降其品。
学界对中正品第与官职的关系有不同的分析框架。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最早提出将中正品评候补官员的品第称为乡品,将九品官制品级称为官品;中国学者陈长琦则主张将中正评定的品称为资品,以突出门第及父兄官爵在品评中的重要地位,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乡品高者起家官品亦高,形成了一种把门第与仕途直接挂钩的机制。[4]除品评权外,中正还负有委任州主簿及从事、表率乡里、敦行教化、化民正俗等职责,表明这一机构兼具选官与地方教化的双重功能。
从整体运行看,九品中正体制的运作机制在于各级中正以定品的方式来考核人士。在曹魏和西晋之初,由于士庶界限尚未完全森严化,定品的根据在注重门第的同时尚兼顾德、才的因素,中正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士进行过品、升品、降品、定品;一入东晋南朝,随着士庶界限的森严化,品第日益凝固化,中正的能动作用随之减弱,考核作用也日趋消极。[5]
与教育的关系
九品中正制对魏晋南北朝的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它重塑了士人的求学动机。由于品第主要取决于家世与门阀声望,经术修养与实际才能在选举中的作用下降,士人对官学教育的热情减退,西晋虽立国子学以教贵游子弟,但学校教育与入仕之间的制度性联系被割裂,学校沦为养士场所而非选官通道。其二,它促成了士族家学的繁荣。士族为维持门第优势,重视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经学、文学、书法、礼学等专门之学世代相传,形成王氏青箱学等家学传统,这一以家族为单位的私人教育形态,成为魏晋南北朝教育史的重要特征。其三,它塑造了清谈玄学与人物品评的风气,士人注重才性名理,刘劭人物志等品评人物的著作应运而生,对后来的人才学与识鉴观念影响深远。
评价与影响
对九品中正制的评价历来存在两个层面。就其初衷而言,这一制度是为了在乱世乡论瓦解后重建国家统一的人才评价体系,将选举权收归中央,由官设中正取代民间乡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其实际演变而言,它逐渐为门阀势力所控制,成为士族垄断仕途的工具,压抑了寒门人才的上升通道,造成选举失实、人才沉滞的局面。有研究者强调,中正只是官员任职资格认定系统之一,不应夸大中正在整个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6]
九品中正制的演变还深刻改变了士人的学习动机与学校教育形态。由于品第高低主要取决于家世簿阀,经术考试与学校课业在入仕中的分量下降,官学对士人的吸引力随之减弱,学校教育与仕途之间的制度性联系被割裂;与此同时,士族为保住门第优势,转而依赖家学传承与人物品评中的声誉经营,形成重门第、轻实学的风气。这一教训说明,一旦选官标准脱离对知识与才能的客观考核,教育便会失去发展的制度动力,这是九品中正制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反面经验。
从制度史的角度看,九品中正制的兴衰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缺乏刚性客观标准的选举制度,容易为掌握评品权的强势集团所利用和侵蚀,人才评选标准越是模棱不清,权势者的操纵空间就越大。隋唐统治者废中正、兴科举,正是针对这一教训而进行的制度变革。科举以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取代了中正的私物品评,使选举标准客观化、程序化,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下启隋唐科举,作为制度演进链条上的中间环节,其历史经验与教训都为后世选举制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7]
参考资料
- ↑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08/t20220822_5480313.shtml 九品往生与九品官人,中国社会科学网。
- ↑ [https://www.ncpssd.cn/Literature/articleinfo?from=Qikan_Article_Detail&id=10662286&type=journalArticle 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fid=012002626333&indexName=data_408&searchType=&showType=1 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国家图书馆。
- ↑ [https://www.ncpssd.cn/Literature/articleinfo?from=Qikan_Article_Detail&id=10662286&type=journalArticle 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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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ncpssd.cn/Literature/articleinfo?from=Qikan_Article_Detail&id=10662286&type=journalArticle 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08/t20220822_5480313.shtml 九品往生与九品官人,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