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科举制度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始创于隋朝,确立于唐代,经宋、元、明、清历代发展完善,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前后延续约一千三百年。科举制度以统一的标准考试取代了以门第出身取士的九品中正制,使平民子弟可以通过读书应试进入仕途,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教育体系与社会文化,其倡导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精神对现代考试制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概念界定

科举的"科"指科目,"举"指选拔,即通过分科考试举拔人才。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定期考试;报考资格面向全社会开放,应试不问出身;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录取者授予功名并进入官僚队伍。科举与官学教育、书院教育紧密结合,形成了学校育才、科举选才的一体化体系。[1]

创立与确立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人,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分科选官;隋炀帝大业年间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标志着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的正式诞生,此后历代沿袭。唐代科举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备,考试科目分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其中进士科最受重视,考诗赋与策论;武则天时期还开创了武举与殿试。唐代科举录取人数虽少,但确立了投牒自进、公开考试的原则,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道路。

发展与鼎盛 =

宋代

宋代是科举制度的改革与鼎盛时期。宋太祖、太宗及其继承人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扩大录取名额,确立殿试制度,形成解试(乡试)、省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体系;实行糊名(弥封)、誊录等防弊措施,做到应试不问出身、录取不论贫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实行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2]宋代读书应举人数之多达到惊人程度,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有近十万人参加发解试,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更增加到四十万人以上。科举取士名额的扩大与寒门士人的大量入仕,促成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元代

元代科举一度中断,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考试分右榜、左榜,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榜录取,考试内容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确立了理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权威地位,此制为明清沿用。

明清

明清是科举制度的定型与鼎盛期。考试体系完备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童试为入学资格考试,经县考、府考、院考三步录取者为生员(秀才);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由礼部主持,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主持,分三甲录取,一甲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明清科举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试文体,命题限于四书五经,以朱熹注为标准答案,文体格式严格。科举考场称贡院,明代南京江南贡院与北京顺天贡院并称南闱、北闱,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明清鼎盛时期占地三十万平方米,拥有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从这里走出的状元、榜眼、探花人数居全国之首。[3]

科举与学校教育完全一体化,只有府、州、县学的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构。科举中试者题名于孔庙进士题名碑,北京孔庙现存的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刻有数万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徐光启、刘墉、翁同龢、龚自珍等历史名人都名列其上。[4]

废除

晚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八股取士脱离实际,自然科学与实用知识被排斥于考试之外,学校教育沦为应试附庸。甲午战败后,改革科举的呼声高涨,先后有停八股、改策论、设经济特科等改革措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二十九年(1904年),清廷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建立新式学堂体系。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自丙午科起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此废止,同年清廷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中国教育进入新式学堂时代。科举废除后,传统士绅阶层逐渐解体,新式学堂与留学教育成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

考试内容与方法

科举考试的内容随时代变化:唐代进士科重诗赋与策论;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罢诗赋、专经义;明清以四书五经命题,用八股文体,要求代圣人立言,以朱熹集注为标准。考试程序严密,明清乡试、会试均在贡院举行,考生进入被分隔成狭窄号舍的考场,食宿答卷均在号舍之内,历时数场、各考三天。为防止作弊,科举实行锁院、弥封、誊录、搜检、磨勘、复试等一系列制度,违者处以重刑。

武举自武则天开创后历代沿行,考试科目包括弓马、武艺、兵法等,为武官选拔提供途径。唐代武举由兵部主持,考长垛、马射、步射、马枪等武艺项目;明清武试亦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外场武艺与内场策论,录取者称武举人、武进士。此外还有专为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恩科,以及面向皇族宗室、旗人等的专门考试。

科举防弊制度历经千年演进,日趋严密。唐代已有别头试、锁院等办法;宋代普遍实行糊名、誊录,考官不得知考生姓名籍贯;清代对科场舞弊惩处极严,顺治、康熙年间均有因主考官纳贿而处斩并牵连全场的重大案件,使科场管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尽管弊端始终无法根除,但从总体上看,科举考试程序之严密、防范之周备,在古代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其规程设计对现代考试的试卷保密、阅卷回避等制度仍有先导意义。

功能与影响

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科举建立了相对公平的选官机制,打破门阀垄断,扩大统治基础,形成官僚体系的流动与更新,维系了大一统王朝的长期稳定。在教育上,科举与官学、书院、私塾相互衔接,塑造了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体系,使读书应举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文化上,科举促进了儒家经典的普及与文化的传承,宋代私塾村校遍及穷乡僻壤,培养出范仲淹、欧阳修、文天祥等大批出身寒微的名臣学者,科举成为沟通社会上下层的重要流动渠道。[5]在社会心理上,金榜题名被视为人生大事,状元及第、雁塔题名等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意象。

科举制度的影响超出国界。朝鲜、越南等国先后仿行科举,日本也曾一度采用科举选官。科举考试所体现的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原则,近代被西方国家借鉴用于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说四大发明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的杰出贡献,科举制度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制度性重大贡献。[6]

科举制度也有明显局限。考试内容日益僵化,八股文束缚思想;考试脱离实际学问,压抑科学技术;科场舞弊与捐纳功名损害公平;明清时期科举应试人数庞大而录取率极低,造成大量读书人的精神耗损。清末科举与新式教育的矛盾最终导致其被废除。然而,科举所倡导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精神在现代社会里依然具有生命力,为当今考试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7]

研究与纪念

科举制度已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形成了以科举学为名的专门研究领域。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历史遗迹基础上建设的系统反映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的专题性博物馆,由地下四层博物馆主体与江南贡院明远楼遗址保护区组成,通过科第世家牌坊、魁星堂、历代试卷与号舍复原等展陈,全面展示科举制度从诞生到鼎盛再到废止的千年历程;其主体建筑明远楼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是乡试时监临官居高临下检阅考场的场所,至今保存完好。[8]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也常年举办科举文化主题展览,系统展示科举选贤制度的历史脉络与文物遗存,成为了解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窗口。[9]

参考资料

  1. ↑ 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网。
  2. ↑ 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网。
  3. ↑ 常设展览,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4. ↑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简介,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5. ↑ 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网。
  6. ↑ 常设展览,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7. ↑ 常设展览,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8. ↑ 常设展览,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9. ↑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简介,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相关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