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体育
狭义体育,在中国体育理论中特指学校体育中的体育教育,即通过身体活动促进身体发展、增强体质,传授身体锻炼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培养道德品质与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它被理解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与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并列。与把竞技运动、大众健身一并纳入的“广义体育”不同,狭义体育讨论的对象限定在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之内,核心是“育人”而非“争胜”或“健身”。[1][2]
概念辨析
狭义体育与“体育教育”“学校体育”三个词在多数教材中交替使用,但侧重略有不同。“体育教育”强调其教育属性,突出课程与教学;“学校体育”强调其制度属性,突出学校这一空间载体以及课内外、校内外一体化的组织形态;狭义体育则是一个概念史意义上的对照项,用来与广义体育划界。三者的外延大体重合,具体使用取决于论述语境。
狭义体育的边界可以从三个维度确定。在目的上,它以学生身体发展与健康素养形成为主,不以创造运动成绩为考核标准;在组织上,它以课程表、教学计划、班级授课制为依托,具有强制性和全员性;在内容上,它以经过教育学改造的运动项目、健康知识和体能练习为素材,而非原样的竞技项目。竞技运动进入学校时必须经过“教材化”处理,降低难度、简化规则、调整器材,这一转化过程正是狭义体育区别于竞技体育的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狭义体育并不排斥运动技能的高水平发展。学校代表队、课余训练和校际竞赛同样属于学校体育的组成部分,只是它们服务于少数有特长的学生,其逻辑介于教育与竞技之间。中国近年推行的体教融合,正是在承认这一连续性的基础上,试图把学校体育建成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
历史沿革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制度化始于清末。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设“体操”科,内容以兵式体操、普通体操为主,兼及游戏,其目标带有明显的军国民教育色彩。1912年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颁布新学制,体操科延续下来,但内容逐渐向田径、球类等现代项目扩展。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把“体操科”改称“体育科”,并明确以田径、球类、游戏、国术等为教学内容,标志着中国学校体育从“兵操”向“体育”的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体育进入系统建设阶段。1956年,教育部颁布新中国第一部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确立了以劳卫制为中心的课程体系;1978年以后,大纲多次修订,逐步恢复并强化运动技能教学;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体育教学大纲》颁布,首次把“体育与健康”并置的理念引入课程设计。2001年,教育部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颁布《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用“课程标准”取代“教学大纲”,把课程目标从“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转向“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
2011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颁布,明确“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要内容”。2022年4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课时占比达到10%—11%,在九年总课时中仅次于语文、数学,位列第三;课程标准首次以“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大核心素养统摄课程目标,并提出“教会、勤练、常赛”的教学要求。[3]
目标与内容
狭义体育的目标体系通常分为三个层次。课程目标是国家层面的总体要求,体现为核心素养的三个方面:运动能力指体能、运动技能和竞赛能力的综合表现;健康行为指锻炼习惯、健康知识和安全避险能力的养成;体育品德指规则意识、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与坚韧品格。学段目标是课程目标在不同年龄段的分解,例如义务教育阶段要求“帮助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课时目标则由教师在教学现场设定,指向具体的动作学习与负荷安排。
内容体系大致包括四类。其一是体能练习,涵盖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协调等素质,多以课课练、循环练习的形式安排;其二是运动技能,包括球类、田径、体操、游泳、武术、冰雪等项目,2022年版课标按“基本运动技能”与“专项运动技能”分层设计;其三是健康教育,涉及营养、青春期卫生、常见病预防、急救与避险、心理健康等;其四是体育文化与德育内容,通过规则讲解、赛事观赏、体育史话等方式渗透。
教学组织强调“学、练、赛”一体化。传统体育课偏重技术讲解与重复练习,学生“学了不会用、会了不会赛”的问题长期存在。2022年版课标提出以赛季化、单元化的方式组织教学,把比赛作为学习的一部分,通过小型化、简化规则的比赛情境带动技术运用与战术意识形成。与之配套的是“练习密度”与“运动负荷”的监测要求,通常希望一节体育课的群体练习密度达到75%以上、平均心率达到140—160次/分,以保证锻炼效果。
师资与条件
师资是狭义体育质量的关键变量。中国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培养主要依托高等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包括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技能与教学法四大板块。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城乡、区域配置不均,部分农村学校体育教师缺口较大,“兼职体育教师”现象普遍。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教练员进入学校兼任、担任体育教师的渠道,并在大中小学校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以缓解师资压力。[4]
场地器材是另一项约束。2005年以来,教育部推动“全国中小学体育场地器材建设”,把器材配备纳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2021年《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进一步提出推动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社会体育场地向学生开放的双向共享机制。在中心城区,生均运动场地不足仍是普遍难题,“一场多用”“上天入地”(屋顶运动场、地下体育馆)成为不少学校的现实选择。
评价与争议
狭义体育的评价长期在国家监测与课堂考核两个层面运行。国家层面依托《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年度测试,测试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仰卧起坐)、1000米(800米)跑等,结果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级评定,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课堂层面则以技能达标、课堂表现、参与态度为主,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
围绕评价的争议集中在“应试化”倾向上。中考体育分值逐步提高后,部分学校和家长把体育课变成“应试训练营”,考什么练什么,非考试项目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安全问题导致部分学校拆除单杠、跳箱等器械,降低运动强度,出现被称为“三无体育课”(无强度、无难度、无对抗)的现象。学界普遍认为,评价改革的方向不是取消考试,而是把过程性评价、技能运用能力和健康行为养成纳入体系,使考试成为促进锻炼的手段而非目的。
另一类争议涉及体育课的学科地位。尽管课时占比已居第三,体育仍常被视为“副科”,在升学压力下被挤占。2020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把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并提出“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修满体育学分方可毕业”的刚性要求,试图以制度约束扭转这一局面。
参考资料
- ↑ 大学生体育与健康(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电子教材平台
- ↑ 对体育的认知,江苏大学体育部
- ↑ 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04-20
- ↑ 体育总局 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