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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纳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布鲁纳(1915—2016)是美国心理学家,认知革命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也是结构主义课程论与发现学习的倡导者。他早年研究知觉与思维,主张心理学应当研究人如何主动地选择、加工和重组信息,而不是被动地应答刺激;后来他把这套认知立场带入教育,提出任何学科都可以用某种智力上诚实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儿童,并由此引发20世纪中后期一场影响深远的课程改革。他在概念形成、表征发展、教学支架与文化心理学等多个方向留下印记,是少数同时在实验心理学与教育实践两端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从知觉研究到认知转向

布鲁纳在哈佛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过与心理战、宣传评估相关的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知觉如何受需要、价值与预期影响产生了兴趣。战后他与同事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知觉的研究,发现穷孩子把硬币看得比实际更大,人对大小的判断会随对象的主观价值而变化,这类结果说明知觉并非对物理刺激的忠实复制,而是主动建构的产物。这一取向与当时占主导的行为主义形成对照,也为后来把有机体看作信息加工者的认知观点提供了经验支点。

1956年,布鲁纳与古德诺、奥斯汀合作出版《思维之研究》,通过卡片分类实验考察人如何在众多属性中找出概念规则。他们发现被试并非穷尽地检验每一个假设,而是采取有策略的搜索方式,例如先集中检验一个假设、再逐步调整,或者同时扫描多个候选假设。这项研究把概念形成重新表述为一个策略性的决策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联想累积,成为认知心理学早期的经典工作之一。它表明,人的思维具有可描述的结构,这种结构恰恰是行为主义语言难以触及的。

表征系统的三个阶段

在解释儿童认知发展时,布鲁纳提出三种表征方式,即动作性表征、映像性表征与符号性表征。动作性表征指通过动作和操作来把握世界,婴儿把东西放进嘴里、反复抛掷,靠身体经验认识物体;映像性表征指用知觉形象或心理图像来代表经验,儿童可以在物体不在场时凭脑海中的画面加以想象;符号性表征则借助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使人能够处理抽象关系、进行推理。这三种方式并非严格地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是依次出现并在成人身上并存,遇到陌生任务时人往往会退回到更具体的表征方式。

这一划分与皮亚杰的阶段论有相似之处,但布鲁纳更强调表征方式的可教育性与可转换性。他认为教学的关键之一,是帮助学习者把同一内容在不同表征之间来回翻译,例如先用实物操作、再用图形示意、最后用符号表达,从而使抽象概念获得多重支撑。这种“翻译”的思想后来演化为课程设计中的具体建议,也构成了他对发展心理学的独特贡献。相较于把发展阶段视为固定不变的年龄阶梯,他更愿意把发展看作环境与教育可以加速的过程,这一立场使他的理论带有明显的乐观色彩。[1]

结构主义课程与发现学习

1959年,美国科学院在伍兹霍尔召开会议讨论中小学理科教育,布鲁纳担任会议主席,随后出版《教育过程》。这本书提出,课程应当围绕学科的基本结构来组织,即把该领域最核心的概念、原理与研究方法教给学生,而不是罗列零散的事实。学生一旦掌握了结构,就能把新遇到的信息纳入已有的框架,也更容易在遗忘细节之后保留可迁移的理解。与之配套的是螺旋式课程的想法:同一基本概念在不同年级以不断加深的方式反复出现,让学习者在更高水平上重新遭遇它。

在教学方法上,布鲁纳倡导发现学习,主张让学生像学者那样经历提出问题、提出假设、搜集证据、得出结论的过程,而不是被动接受现成结论。他认为发现本身具有内在奖励作用,能激发内在动机,并能训练直觉思维与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发现学习相配的还有他对直觉思维的重视:在他看来,专家在尚未完成形式证明之前,往往先凭对问题整体结构的把握作出猜测,再回头加以验证,教育若只奖励严密的演绎,便会压抑这种可贵的跳跃能力。这一主张有其合理内核,它把学习者从知识的容器变成探究的主体;但它也埋下了后来争论的种子,因为发现过程耗时,且对先前知识薄弱的学生并不友好,缺少足够指引时,探究很容易变成盲目的试错。

支架式教学与文化转向

在讨论成人如何帮助儿童完成任务时,布鲁纳与同事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支架”的比喻,指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伴在儿童现有能力之外提供临时支持,随着儿童逐渐胜任而逐步撤除。支架的作用不是代替儿童完成任务,而是把任务分解到儿童可以承受的难度,并通过提示、示范与语言引导,把外部支持转化为儿童自己的能力。这一概念后来被广泛用于课堂教学与认知发展研究,也成为社会文化取向的重要工具。

布鲁纳晚年的兴趣转向文化心理学与叙事。他主张心理学不能只研究孤立的个体信息加工,还必须考察意义如何在文化、语言与共同体中生成;人讲故事、理解故事的能力,是组织经验的基本方式。这一转向使他与强调社会文化中介的维果茨基传统靠得更近,也让他对只追求实验精确性的主流认知科学有所保留。他尤其强调叙事在教育中的作用:儿童通过讲述与聆听故事来组织经验、理解他人,故事提供的不是抽象规则,而是可以代入的具体情境,因而在意义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从知觉实验到课程改革、再到文化叙事,他的学术轨迹跨度极大,却始终围绕同一个问题:人如何主动地建构意义。

争议与评价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课程改革中被寄予厚望,改革却未取得预期效果。新编教材强调学科结构,难度偏高,许多教师缺乏相应训练,学生在缺乏指导的探究中容易迷失方向,学习成绩并未普遍提升。批评者据此指出,纯粹的发现学习效率低下,对低能力或知识基础薄弱的学生尤其不利,之后的研究多转向“有指导的发现”,即在探究中保留必要的提示与结构化支持。奥苏贝尔则从另一侧提出批评,认为接受学习同样可以是有意义的,把发现与接受对立起来是一种误解。

平心而论,布鲁纳的许多具体主张需要修正,但他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有效。学科结构、螺旋课程、表征转换、支架教学,这些概念已经渗入课程设计与课堂话语,成为教育心理学的常用语汇。他晚年的文化转向也提醒后来者,认知不能脱离情境而被充分理解。评价布鲁纳,与其说他在某个实验上留下了定论,不如说他为心理学与教育的对话提供了一套持续被检验的语言。[2][3]

参考资料

  1. ↑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2. ↑ Cognitive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3.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