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指教育者或者受教育者跨境到本国以外的教育机构学习、研修或者从事研究的活动及其制度安排。在中国语境中,留学教育通常包括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两个方向,前者指中国公民赴境外学习,后者指外国公民来华学习。狭义的留学教育主要指出国留学,即以攻读学位、访问研修、联合培养或者短期交流为目的的跨境学习活动。留学教育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渠道,也是教育对外开放和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念界定
留学教育的核心要素是跨境性和学习目的。按照经费来源,可分为国家公派留学、单位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按照学习形式,可分为攻读学位、联合培养、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短期研修和语言培训;按照学习层次,可分为本科、硕士、博士、高中及以下低龄留学和非学历培训。
在中国,留学教育受到一套专门制度的规范。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和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的组织实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负责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和留学人员档案管理;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负责留学人员的服务与管理。自费留学则通过留学中介、院校合作和自主申请等渠道实现,受到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制度的约束。
留学教育不同于移民或者劳务输出。它的基本特征是以学习和研究为目的、具有明确的学习期限、以教育机构为依托,并在完成后通常返回原籍国或者进入国际人才市场。留学人员的身份、签证类型、打工权限和居留期限,由所在国的法律和政策决定。
历史沿革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2年,在容闳的推动下,清政府派出首批幼童赴美国学习,此后数年共派出120名幼童,虽然计划中途终止,但开创了近代官派留学的先河。1909年起,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于1911年建立,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庚款留学群体。此后,赴日本、欧洲的留学也相继兴起,一批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和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学教育进入新的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要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1966年以后,留学派遣一度中断。1978年6月,邓小平发表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同年12月首批52名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留学教育的重启。
1980年代至1990年代,留学政策逐步放宽,自费留学兴起,留学目的地从以美国为主扩展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家。1993年,国家确定"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为留学人员的出入境和回国服务提供了政策保障。2000年以后,留学规模迅速扩大,留学层次从以访问学者和研究生为主,扩展到本科和高中阶段。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增加了"发挥作用"的要求,强调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和为国服务。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重申继续通过出国留学渠道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提出完善"平安留学"机制,维护留学人员合法权益。[1]
类型与渠道
国家公派留学是留学教育中计划性最强、资助力度最大的类型。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选派类别包括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硕士生、攻读学士学位本科生和本科插班生等。选派工作按照"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评审、择优录取"的程序进行,重点支持服务国家战略和"双一流"建设的高层次人才培养。
单位公派留学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根据自身需要选派,资助来源包括单位自有资金、科研项目经费和地方财政专项。自费留学是留学教育中规模最大的部分,学生通过自主申请或者留学中介赴境外院校学习,学费和生活费由个人或者家庭承担。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和境外办学的发展为留学教育提供了替代性选择。学生可以在国内完成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习,获得境外高校的学位,实现"不出国门的留学";一些高校还通过联合培养、学分互认、暑期学校等方式,为学生提供短期的国际学习经历。
政策与管理
留学教育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教育部负责留学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政策制定;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国家公派留学和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组织实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负责学历学位认证和留学人员服务;外交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在签证、出入境、户籍和就业等方面提供配套政策。
在质量保障方面,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制度是重要环节。留学人员回国后可以申请学历学位认证,认证结果作为升学、就业和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的参考依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对境外院校的资质、课程设置和学习经历进行审核,防范"野鸡大学"和虚假学历。2020年,教育部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简化了留学人员回国手续。
在服务保障方面,"平安留学"行前培训、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留学人才招聘会等措施,为留学人员提供全过程服务。2021年,《"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将留学回国毕业生纳入公共就业人才服务范围;202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同等享受就业创业政策和服务。[2]
现状与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超过800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超过600万人,留学已成为高层次拔尖人才重要的成长渠道。2023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录取2.3万人,派出近1.9万人,已超过疫情前水平;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共招收来自177个国家的新生约1.08万人。[3]
从目的地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从学科看,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艺术学和医学是热门领域。从层次看,硕士阶段占比最高,本科和博士阶段次之,高中及以下低龄留学在政策规范和疫情影响下有所降温。从回流看,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才政策完善,留学回国人数持续增长,回流率明显提高。
问题与发展
留学教育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质量与选择。部分留学中介虚假宣传、违规收费,一些境外院校资质不足、课程质量不高,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难以保障。低龄留学还存在监护缺失、文化适应困难、心理健康风险等问题。
其次是人才回流与使用。虽然留学回国人数持续增长,但高层次人才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加剧,部分尖端人才选择留在海外。如何通过科研环境、薪酬待遇、职业发展通道和子女教育等配套政策吸引留学人才回国,仍是需要持续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留学安全与权益保护。留学人员在海外可能面临签证政策变化、种族歧视、治安风险、学术审查和突发事件等挑战。"平安留学"机制通过行前培训、领事保护、应急救助等方式提供支持,但覆盖面和响应能力仍需提升。
第四是留学教育的战略布局。长期以来,留学目的地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学科集中于少数热门专业。近年来,政策鼓励留学目的地多元化和学科结构优化,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合作,推动留学教育与国家战略需求对接。在逆全球化和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留学教育需要在扩大开放、保障安全和提升质量之间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