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终结
教育政策终结是教育政策过程的收尾环节,指决策者经过评估与权衡,主动采取措施终止、废止或调整已经过时、多余、无效或完成使命的教育政策的功能、项目或组织安排的过程。政策终结并非简单的文件废止,它同时包含结束旧政策与开启新政策的双重意涵,是实现政策系统自我更新、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在教育领域,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大量阶段性政策、过渡性政策和配套性政策需要适时退出,教育政策终结因此成为教育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
概念界定
政策终结作为政策过程的独立环节,最早由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政策过程阶段论中确立。此后,布鲁尔和德利翁等学者对其作了系统发展,将政策终结定义为对具体的政府职能、项目、政策或组织进行慎重终止或暂停的行为,强调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主动决策,而非政策的自然消亡。德利翁和布鲁尔按照终结对象的不同,把政策终结划分为四种类型:功能终结,即终止政策所承担的某项政府职能;组织终结,即解散或改组执行政策的机构;政策终结,即废止政策本身或以新政策取而代之;项目终结,即停止具体的实施项目。现实中的政策终结往往是部分终结,功能、组织、政策与项目的退出常常不同步,终结过程呈现出复杂性和渐进性。就教育政策而言,终结的对象既包括整体废止的规章与规范性文件,也包括政策中某项措施的取消、执行机构的裁撤合并以及特定项目如专项计划的到期停止。与一般政策相比,教育政策终结的社会敏感度更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在校学生的学籍、升学与培养安排,任何终结决策都必须考虑代际公平与利益补偿。
理论基础
政策终结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终结是政策再决策。巴达克指出,政策终结在政治逻辑上属于政策采纳的一种特殊情形,即社会决定放弃某个政策方向,因此终结面临的政治博弈与政策出台时同样激烈。他把终结方式区分为两种理想类型:一种是通过单一权威决定在某个时间点果断终止的大爆炸式终结,另一种是依托资源长期衰减而缓慢退出、被称作渐减主义的渐进式终结。其二,终结面临系统性障碍。德利翁归纳了阻碍政策终结的六类因素:心理上的抗拒,决策者不愿承认过去的决策失误,执行者与受益者出于既得利益不愿改变现状;组织的持久性,科层组织具有自我维持的本能;动态保守主义,机构倾向于用微调替代根本变革;反终结联盟的形成,受益群体结成联盟捍卫既有政策;法律障碍,政策的废止需要履行复杂的法定程序;高昂的启动成本,终结往往伴随人员安置、制度重建等短期支出,使节约初衷难以立即兑现。考夫曼对美国联邦机构的研究也发现,组织即使丧失功能也很少自行消亡,这一发现凸显了终结决策的稀缺与珍贵。其三,终结需要策略推动。研究者总结出利用政府换届时机、借助意识形态转变、吸纳反对者、先行试点缓冲冲击等策略,以降低终结的政治阻力。
内涵与构成
教育政策终结的构成可以从对象、原因与方式三个维度把握。按对象划分,包括政策文本的废止与宣布失效、政策项目的结项停止、执行机构的撤并转隶以及政策功能的移交转化。按原因划分,主要有四类:一是使命完成,政策目标已经实现,政策失去继续存在的必要;二是环境变化,人口结构、教育需求或制度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原政策不再适应新形势;三是绩效低下,政策评估表明投入产出失衡或出现严重的负效应;四是冲突替代,上位法修改或新政策出台,原政策内容与之抵触或被其涵盖。按方式划分,除整体废止与渐进退出外,还包括合并、降格、暂停、替代等形式,即把旧政策并入新政策框架、把临时政策转为长期制度,或以新政策承接旧政策的合理成分。教育政策终结与政策评估、政策周期密切相关,规范的终结通常以系统的政策评估为前提,评估结论构成终结决策的证据基础。
运行机制与过程
教育政策终结一般经历启动、执行与关闭三个阶段。启动阶段的关键是识别终结需求并把终结议题列入决策日程,其触发因素包括定期清理制度的启动、上级清理工作部署、政策评估的负面结论以及重大舆情事件。执行阶段的核心是按照法定权限与程序作出终结决定并公布实施,规章的废止须遵循规章制定程序,规范性文件的宣布失效须由制定机关发布专门通知并向社会公开;对于涉及学生与家长切身利益的政策调整,还须履行听证、征求意见等程序并做好衔接安排。关闭阶段包括善后处理与档案留存,如涉及机构的要做好人员安置,涉及项目的要做好经费结算,涉及信息系统的要做好数据迁移,同时对终结原因与过程记录归档,为后续政策学习提供素材。我国已形成常态化的政策清理机制:国务院部署规章与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要求对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不符合上位法规定的文件及时修改或废止;教育行政部门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同步清理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宣布失效的文件不再作为行政管理依据。[1][2]终结策略的选择影响终结的成败。常见的策略包括:把握政府换届、机构改革与政策清理的时机,把终结嵌入既定的制度流程;对受损群体给予过渡期与补偿安排,降低抵抗强度;先终止政策的某一部分功能或项目,再逐步收缩整体政策,以渐进方式实现目标;通过试点展示替代方案的优越性,为终结提供经验依据;借助评估报告与舆情形成终结的正当性论证。研究表明,成功的终结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决断,而是长期准备、时机把握与利益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反之,缺乏配套安排的突然废止,容易造成执行中断、人员流失与公众不满。
中国教育政策实践中的应用
我国教育领域的政策终结实践积累了多种类型。在规章清理方面,二零二四年教育部对现行有效的五十一部规章进行全面清理,废止了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实施教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暂行规定、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四部规章,废止理由包括实际情况变化导致规章不再适用、规章与修改后的上位法冲突、规章内容被上位文件替代等,体现了以清理促法治的制度逻辑。[3][4]在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教育部分批宣布失效不利于放管服改革的文件,停止其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效力。在具体教育政策的调整终止方面,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演变具有代表性:前一时期一些地方大规模撤并村小学和教学点,造成学生上学远、交通安全隐患大、寄宿条件不足和大班额等问题,二零一二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专门意见,坚决制止盲目撤并,规定多数家长反对或听证会多数代表反对等情形不得强行撤并,确有必要的已撤并学校按程序予以恢复,这实际上是对撤点并校式政策取向的规范与回调,属于通过约束执行边界而对既有政策进行的重大调整。[5]此外,各类教育专项计划的到期结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配套文件的废止,也都是政策终结在日常教育治理中的具体表现。
评价
教育政策终结的价值在于保持政策系统的活力与合法性。及时终结失效政策能够释放被占用的编制、经费与管理资源,使政策体系与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保持一致;终结伴随的评估与学习有助于总结政策成败的经验教训,提高后续政策制定的质量;规范的终结程序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避免过期文件继续规制的合法性问题。但实践中政策终结面临诸多困难:教育政策的受益面广、利益结构复杂,终结容易遭遇反终结联盟的抵抗;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心理惯性使终结议题难以进入议程;终结的短期成本与长期收益不对称,导致决策者倾向于拖延;部分终结缺乏充分的评估证据支撑,随意化、运动式的清理也可能损害政策的稳定性与公信力。改进的方向在于健全常态化评估与定期清理制度,把终结决策纳入法治化程序,强化终结前的利益补偿与过渡安排,使教育政策的退出与进入同样有序、同样审慎。
参考资料
- ↑ 教育部关于做好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后续工作的通知,教育部。
- ↑ 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教育部。
- ↑ 加强规章清理工作 提升制度建设水平,教育部。
- ↑ 教育部:及时清理和废止过时的规章制度,央广网。
-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中国政府网。